歇了一会儿后，我继续协助堂叔砌墙，然而短暂的休息不足以使我恢复体力，不多久就跟不上了堂叔的节奏。堂叔冲我父亲喊道：“你家老三干不了这活儿，你给他安排个别的差事吧。”
母亲常劝他，贪杯误事，还伤身体，要少喝点。父亲却说，能有什么办法，酒桌上求人办事更方便些，把人陪高兴了，才有可能揽到活做。那时年少，父亲说的我们似懂非懂，更不知如何给母亲帮腔，只好在每次父亲请人吃饭深夜未归时，提心吊胆地守在家里盼着，祈祷他不要喝得太多生出什么事来。
我们姐弟三人是改革开放后出生长大的第一批孩子，那会儿好像大家都忙着赚钱，孩子们读书也是为今后的赚钱服务，尽早尽快地赚尽量多的钱成了大家的行为准则，因此，孩子们南下打工之风盛行。年少时，经常有一些玩伴，或主动，或被动，突然就离开了课堂，终止了学业，可能今天还是学校的学子，明天就是深圳、东莞某工厂的学徒。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早一点打工赚钱，他们的父母甚至想办法改了他们身份证和户口本上的年龄。
高一那年是我学业上的一个低谷，那一年中国男足在米卢蒂诺维奇教练的带领下，罕见地在世界杯预选赛上一路高歌猛进，最后打进了世界杯决赛圈，也在全国各地带起了一阵足球热。我迷上了踢足球，经常踢得一身臭汗，到上课铃响起后才蓬头垢面地跑进教室。除了踢足球，我还和几个同学办起了所谓的文学社，没有经费，老师也不甚支持，出的期刊都是手抄的，却仍然乐此不疲。总之，那时的我感觉自己每天活力满满，有很多事情想去尝试，就是不想沉下心来学习。
我出生在普通农家，我的父母是普通农民，偶尔做点手艺补贴家用，他们不会为自己把持的这个家作长远规划，没有给子女的未来发展积累人脉资源，印象中也很少对我们姐弟三人谆谆教诲，他们普通到和村子里其他农民好像真的没什么两样。
父母虽不喜欢在我们的学习上提很多具体要求，但也绝不是出现问题了丢下一两句狠话就不再管，他们有自己的方式。晚饭的时候，父亲端着碗对我说：“你姐毕业参加工作了，哥哥也考上了大学，将来不难找到体面的工作。你设想一下，几年后，你没有考上大学，卷着带泥巴的裤腿到你姐姐和哥哥家做客，是什么样的感觉？”
所幸父亲只是皮肉受伤，并无性命之虞，但那一口牙却摔掉了好几颗，所以父亲年纪轻轻就早早地戴上了满口假牙。这件事至今想来我仍然心有余悸，假设当时不是恰好有人路过，后果不堪设想。
母亲也在一边补充道：“如果那样，我相信你姐姐和哥哥肯定也不会嫌弃亲弟弟，仍然会热情接待，但是你未来的姐夫和嫂子会不会嫌弃，就很难说了。”
我知道每一学期的期末考试成绩单父母都要过目的，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把成绩单带回去。父亲拿着我的成绩单，找了半天才找到我的名字。他把成绩单一合，丢回我手里，铁青着脸说到，以往每年拿到你们姐弟三人的成绩单，我都是从前往后找，看来以后查你的成绩，要换个顺序了。
父亲看了眼锅里的饭，只说了句我煮饭的时候没有及时开锅搅动，也就没再说什么，看样子他也是不止一次吃这样的饭了。他吃完满满一碗饭，点上一支烟，靠在工棚的柱子上眯着眼休息。手上的烟还没燃尽，就听到呼噜声已经响了起来。
最终县城中学的领导经不起父母的软磨硬泡，这事总算办成了，我们一家都非常开心。我听到母亲对姐说，孩子们读书和养猪是一个道理，同一猪栏的一群小猪仔中，如果最大的那只带头抢着吃东西，其他的小猪仔也会跟着吃得很快，一栏猪很快就长大出栏了。你是大姐，我和你爸负责想办法让你进好一点的学校，你负责带个好头。
我们长大后，本就不善言传的父母更少用语言来教育我们，但他们通过身体力行的劳作和付出继续着对我们姐弟三人的教育。我想，这是我们让能够受用一生的教育，如春日暖阳，永远沐浴在我们心田。
但我的父母不为所动，他们坚定地认为读书是正道，并用整个青壮年的辛劳使辍学务工等等成为我们姐弟三人窗外的故事，让我们能够不被干扰，安心读书。
工地没有厨房，只用砖块泥坯垒了两个简易的灶台，上面各支着一口锅。我负责做饭，大伯负责烧菜。我把米胡乱地淘了几遍后，放进铝锅，加上水盖上锅盖，生火煮饭。
那时候父亲承包了一处水利工程，是一个小型的水闸。这种水利工程往往在很偏远的郊野，跨沟渠而建，工程款不多，但施工难度大。我看到在一条水渠边的荒滩上，搭了一个简易的工棚，四周是荒草地，最近的村庄也在四五里开外。父亲把摩托车在工棚前停下来，给我找了双旧劳保手套，淡淡说到：“在村里别人都叫我工头，看似风光，今天你就看看家里的钱是怎么赚来的。”
父亲拉了一支施工队伍当上小工头后，应酬就逐渐多了起来，当然绝大多数时候是父亲做东，那些手上有工程项目的官老爷，要心情好了才肯赏脸过来吃一顿的。父亲酒量本还过得去，但他是做东的，端起酒杯又短不了要说一些低三下四求人揽活的话，因此总是满满一杯干到底，自然经常喝得醉醺醺的，歪歪扭扭地骑着自行车回来。
大伯笑道：“不要紧的，把水煮开，喝着就不会拉肚子了。”
我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把自家的孩子比作成小猪仔，却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反倒觉得这番话蛮有道理，我看到姐也郑重地点了点头。那一年我七岁，哥十岁，姐十三岁，父母均是三十五岁，我们全家的年龄加一块，恰好是一百岁！为了庆祝办成了姐转学的事，也为了庆祝我们全家的“百岁寿诞”，父母特意带我们到县城的东山岭上游玩。在游玩的时候，有一名山上揽客的照相馆师傅游说父母拍一张全家福，父母高兴，欣然同意。母亲说，要在墨池前面拍这张全家福。
那一年的期末考试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成绩公布出来了，分数从高到低依次排列，我很有自知之明地从榜单末尾往前找，没看几行，就找到了我的名字，总分四百四十四分，第四十四名，分数和名次看似偶然的数字组合无疑也是在给我发出警示。
一天清晨，天刚破晓，父亲把我叫醒，简单地吃了一点东西后，他推出摩托车，丢给我一顶安全帽，是工地师傅戴的那种，然后示意我上车。我虽不明所以，但也隐约猜到了一点。果然，父亲载上我，一路驰骋，来到很偏远的一处工地。
我和哥哥的房间就在客厅隔壁，他们的谈话听得很清楚。哥哥那时候刚上初中，他比我胆子大些，等警察走后，他就去跟母亲讲，想要看看爸爸。母亲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允了。尔后，我听到一向坚毅刚强的哥哥进了父母房间后，突然哭了起来，许是场面有些吓人。但是，哥哥回到房间后，我说我也想去看爸爸，他却抹了抹眼睛，淡淡说到：“我刚看过了，没什么事，你看书吧。”说着也拿出本书小声背诵起来。
下午的时候父亲依然是安排我零零散散地帮工人们打下手，这些看似简单的协助工作，但我却每一样都做不好。我去拌混凝土，却拌不匀称，里面总是有成团的沙子没搅开；去扎钢筋，总是扎得松松垮垮；去钉钉子，又总是锤到手。我感觉已经筋疲力尽了，偏偏夏天的白昼很长，迟迟等不到太阳下山。此时父亲已经年近五十，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工人们也在埋头忙碌，一直干到天色转暗，方才收工吃饭。
墨池是东山岭上的一个小景点，相传南宋理学家朱熹在东山书院讲学时，曾在这池边磨墨洗砚，故称墨池。稍长大一点，我就明白母亲为什么要选择在墨池前面拍这张全家福。她虽然不清楚朱熹到底是何许人物，但知道他是个很有学问的读书人，因此想沾一点这墨池的灵气，冥冥之中助我们三条小“鲤鱼”更顺利地跃过“龙门”。
或许是心散了一段时间，一时收拢不回来。那年假期父母看我在学习上还是不太能提起精神，决定再给我组织一次生动的教育。我的父母本身所受教育有限，但他们总能用简单有效的方式让我明白道理。
父亲和工人们从工地上下来准备吃饭，我把锅盖揭开一看，顿时傻了眼，只见最上面还是稀的米粥，用勺子扒开上面那层稀粥，中间层倒是米饭的样子，但一入口，就尝出有点夹生，而再挖下去，底层却有一股糊味。
父母说的这话固然不全对，不可避免地有着他们对生活理解上的局限性。事实上从我现在对姐夫和嫂子的了解来看，如果真出现那种情况，他们也应该不会嫌弃我，因为我目前虽然不在务农，但所做的实在比务农也高明不到哪去。但当时父母的这一席话对我还是很有触动，我不能从三姐弟中掉队，是时候好好审视一下如何处理兴趣爱好和学业的关系了。
父母的辛勤劳作给童年的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鞭策着我们要在学习上多花一些功夫。在我们姐弟三人当中，我算是最不省心的那个。哥哥和姐姐的功课一直不错，最后也相继考上了理想的学校，用妈妈当年的那个比喻来讲，算是“出栏”了。但我的成绩很不稳定，起起伏伏让父母放心不下。
如果要说不同，我的父母最伟大之处就在于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愿以毕生努力助儿女们实现“鲤鱼跃龙门”。我知道有人会说他们这种想法迂腐，但在那个年代，一对自身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民父母能有这种理念，并不容易。
父亲这种工头，只是工程链条最末端的施工队的负责人，自然也处于利益链的最末端，每个工程在他接到手前，已是层层转包，不知道被刮去多少遍油水。然而父亲白手起家，能做到这一步已经算很不容易了，虽然只是赚几个辛苦钱，却也勉强支撑起这个家的开销。
然而，终究还是出事了。记得那一天父亲请人吃饭，很晚没有回来，到夜深了，突然一辆警车拉着尖锐的警笛“嘎”一声在我家院子门口刹住车。在我们一脸的错愕惶恐中，下来几个警察把满身是血的父亲抬下车。母亲不想让我们看到这种场面，一边上前去搭手帮警察的忙，一边要我们姐弟三人进屋。
我端起饭碗，手上那上午干活的酸痛劲还没缓过来，不由自主地抖得厉害，连筷子也拿得不是很稳，但胃口却出奇的好，就着大伯烧的咸淡不一的几样菜，把一大碗米饭狼吞虎咽地填进了肚子。
而今父母已是满脸沧桑，两鬓染白。即使现在我们姐弟仨都相继走上工作岗位，家里的经济压力有所缓解，但我的父母依然坚持劳作，并以为理所当然。
我七岁那年，姐姐开始上初中了。那时候乡镇中学办学质量差，而县城的中学最后考出去的概率要高一些。为了能让姐姐转学到县城中学插班学习，父母花了不少钱上下打点。纵然陪着笑脸说尽好话，这件事一开始也办得不顺利，不消去问，我从父母每次办事回来时紧锁的眉头和声声叹息中就能觉察得出来。父母还因这事发生过争吵，母亲埋怨父亲办这件事力度不够大。“力度不大就是决心不大，你要掂得出轻重，这个时候可不能舍不得多花几个钱。”我听到母亲这样责备父亲。
我在房间里忐忑不安，惊恐不已。外面一阵嘈杂，把父亲搬进房间后，我听到警察在客厅向母亲介绍情况，大致是父亲酒喝太多了，骑车回来的时候，掉到路边的一条废弃的沟里，那沟里堆了很多碎石破砖，父亲磕破了头，流了很多血，还好被路过的人看到，报了警，才给送回来了。
这一趟工地之行使我颇受触动，我了解了劳作的艰辛，明白了我求学所花费的每一分钱上都凝聚着父母的血和汗，也更懂得了珍惜眼前安逸舒适的读书环境。虽然一次经历不可能马上改变我一年来养成的懒散习惯，但每当我懈怠时，脑海中总浮现出烈日下父亲弓腰曲背忙碌的样子，不由得心中一凛。从高二起，我的学习成绩有了起色，最后也如父母所愿地“出栏”了。
我在边上坐着歇了一会儿，目光寻找父亲。我暗想父亲好赖是个工头，背着手在工地巡视督促即可，但目光所至，却发现父亲一会儿帮着搅拌砂石，一会儿又去搭脚手架，还要不时地催店家送建筑材料，比工地上其他人似乎都要忙了许多。事后，我曾小心翼翼地向母亲询问父亲身为工头为何还要这么忙时，母亲笑骂道，呆子，你爸爸想着自己多干一点，不就可以少请一个工人，节约一些开支么。
以前在家协助做饭时，我主要负责烧火，几乎没有独立完成过做饭的任务。水烧开后，米汤顶开锅盖溢了出来，我揭开锅盖一角让沸水退下，闻到一股米饭的香味，我觉得饭应该煮熟了，怕再添柴会把饭烧糊，忙把火熄了。
随着我们姐弟三个年龄增长，家里的教育支出也不断攀升。父亲本是某乡办家具厂的木工，在当时，这算是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但随后在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下，乡镇工厂的效益日益低下，收入逐渐不如从前。为了保证我们仨在顺利接受教育的同时，有一个不低人一头的家境，父亲毅然放下了手中的铁饭碗，他先后卖过沙发，做过木工，也当过小工头。
好在工人们都很宽容，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早就对饭菜质量没有什么要求，只要能管饱就行。大伯甚至开玩笑，说我只用一口锅就做出三样主食来，上面是粥，中间是米饭，下面是锅巴，种类丰富，大家可以随意挑选。
父亲让我跟着本家的一个堂叔砌墙，堂叔负责砌，我负责给他运送材料。砖用完了，我便抱上一打砖送过去；水泥灰用完了，我便用空桶装上一桶提过去。这个活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着实辛苦。烈日当头汗流浃背且不说，堂叔砌得快，我手上的活几乎没有停顿，堪堪干了两个小时，手套便已磨破，露出指肚子上的肉来。我的动作越来越慢，堂叔笑道：“到底是读书人，这种活你干不来的。”于是便让我在边上休息一会儿。
毫无疑问，我们仨的教育支出，占到了整个家庭收入的绝大多数。
正好离中午饭点不远了，父亲便安排我去协助做饭。父亲请了一位村里的大伯帮工地烧饭，大伯把一个水桶交到我手里，自己也拿了一个，领着我去打做饭用的水。我原以为大伯要带我去某个水井打水，或者像在家里一样，用手摇水泵从地下取水。但大伯把我带到工地不远处新挖的一个水坑，水坑里的水看起来不甚清澈，上面还漂了几根草茎，水坑的出口处围了一堆沙子，水从沙堆流出来，稍微干净了一点，就算是过滤好了。大伯带我从沙堆后面把水接好，我心里直犯嘀咕，嘟嚷道：“这水能做饭吗，卫不卫生？”
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以前比较擅长的数学不再擅长，以前比较蹩脚的英语却更加蹩脚，但我却浑不当回事。那时候我开始住校，父母忙于生计，很少来看我，姐姐已经工作，哥哥在东北上大学，我过了一年几乎无人过问的潇洒惬意日子，直到高一结束时的期末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