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达生

2019-12-12 18:43:50

世情

虽然朱达生后来一败涂地证明了我父亲的预言,但我不想说我父亲多么有远见。其实他是一个胆小的人,和许多人一样谨小慎微地活着,虽没有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但也没有多少光彩,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朱达生当知青的表现说不上好,也不算坏,从来没有评上过积极份子或先进之类。但只要能平平安安地熬几年,回城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不过,就在知青大规模返城的头一年,出了一件事,这件事在某种程序上说改变了朱达生一辈子的命运。那一年天大旱,生产队打了一条渠准备从河里引水。正在节气上,等着水栽秧,邻近的几个村也眼巴巴的望着。队长派了一群年青人去守水,头几天都平安无事。第三天晚上,有十几人带着铁钎镐头把水渠掘了一条大口子。朱达生半夜里起来方便,发现情况不对,大叫一声提了根扁担就冲了上去。很快,双方就扭打在一起,对方做贼心虚连爬带滚跑了好几个,最后抓住两个人,其中一个是乡革委会主任的小舅子。不知道朱达生是不认得还是压抑得太久了,拳打脚踢把那小子打了个痛快。后来,还是队长赶来他才住了手。队长只说了一句话,你他妈闯大祸了。朱达生被治安队抓到乡上,打折了一条腿,差不多养了半年才能走路。第二年,知青们一个接一个地返城了,可朱达生的政审表交上去却如泥牛入海没有半点回音。朱达生整日借酒浇愁,隔老远都能闻到他身上那股烂红苕酒的味道。队长劝朱达生,别着急,他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几天了。朱达生红着眼睛说,等,我他妈的头发都等白了。朱达生的鬓角真的有些发白了,也不知是以前就有没人注意还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虽然乡革委会主任不久就下台了,不过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朱达生回城的问题还是迟迟没有解决。八十年代初,我父亲调到农机站当站长,需要一个机修工,便把朱达生要了去。没过两年,乡上的建筑队搞承包,抵押金三万元,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没人敢接手。朱达生鼓动我父亲以农机站名义把建筑队接过来,我父亲胆小,怕赔了夫人又折兵,下不了决心。朱达生说,送你一个金饭碗你都不敢要,你还是不是男人?我父亲说,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么大笔钱,弄不好就搞得家破人亡。我早就家破人亡了,砍头坐牢我去,你信不信得过我?见我父亲还犹豫不决,朱达生转身抓起一把砍刀,猛地宰下自己左手的无名指,说:我人一个X一条我不怕,信不信得过我你说句话!我父亲被吓愣了,几乎是下意识地点了点头。那根手指头我父亲一直保存着,很多年后,他给我讲起当时的情景还心有余悸,禁不住连连摇头,这个朱达生,猛赛张翼德,不过,他这步棋是走对了。

钱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数字,挣钱也就成了数字游戏。不过每个人都喜欢这样的游戏,喜欢看着自己手中的雪球越滚越大,朱达生也不例外。砖厂虽能赚钱不过档次太低,朱达生是一个要面子的人,他想更上一层楼。人往高处走,这也是常情。朱达生似乎对房地产有着狂热的迷恋,他决定倾其所有杀进去。在做出这个重大的决定前,他征求我父亲的意见,说是征求意见,其实是寻找一种安慰和支持。我父亲听了连连摇头说,强弩之末,千万不能做。朱达生淡淡地笑了笑说,你真的老了,前怕狼后怕虎的。朱达生的脾气我父亲知道,说一不二,也不再劝,就说,我又该回去了。朱达生听了有些生气说,每一次都泼我的冷水,不可能我每次都错吧,就是扔硬币,我也该赢一回了。我父亲收拾行李黯然回家,朱达生开车去送他。临别的时候,朱达生说,这一次我是背水一战了,也许…。我父亲说,定了就好好干吧,不管怎样,你的户口还在我们村嘛。有你这句话我什么都不怕了,朱达生拍了拍父亲的肩膀,眼睛有些湿润。

那时,我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大队的团支部书记,用现在的话说是混得很不错的。像他这样的正派人按理说与朱达生应该是格格不入的,只是因为例行公事,他经常做朱达生的思想工作,说白了也就是改造。朱达生不是轻易就能改造的,他有一颗花岗岩脑袋,常常与我父亲争得面红耳赤,而很多时候往往是我父亲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我父亲说朱达生满脑子的歪歪道理,是贫下中农教育不好的。当时朱达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文化大革命还能搞几年?这与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完全针锋相对背道而驰的反动言论,如果上纲上线的话,定个现行反革命份子绰绰有余。好在社员的政治觉悟还没有这样高,或者说他们关心的不是这个而是今年能分多少粮食,年底生产队有多少分红这些关系到穿衣吃饭的具体问题。没有人把朱达生这些离经叛道的言论当回事,只是队长偶尔会说,朱达生胳膊拧不过大腿你还是老实点好好劳动,要不然回城的时候老子不签字。谁都知道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是呆不长久的,哪里来的迟早还得回到哪里去。不过,在回城的问题上贫下中农是有发言权的,队长的警告让朱达生多少有些收敛。朱达生很少出工,实际上很多事情他也干不了,挑粪犁田这些重体力活不用说,就是娠秧嚆草也抵不上一个女人。队长感叹说,是啥人就是啥人,再怎么赶鸭子也上不了架。队长安排朱达生去放牛,晚上到夜校做代课老师。这活似乎对了朱达生的胃口,他干得很认真也很卖力。在他的调养下,队里的牛长得膘肥体壮,夜校也办得红红火火,我母亲就是在那时扫盲的,到现在她还感激朱达生。朱达生还有一门谁也不会的手艺,拉手风琴,他有一部苏联产的著名的库克牌手风琴。空闲的时候,生产队的年青人都喜欢围在他身边听他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当时,大队组织了一支文艺宣传队,时常参加各种汇报演出,不过节目都是老一套,什么快板小合唱忠字舞。我父亲动员朱达生加入宣传队,朱达生的情绪有些激动问:像我这样的人,领导会同意吗?我父亲说,领导那儿他去做工作。朱达生点燃一支烟,手有些颤抖说:你是个好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朱达生和我父亲渐渐成了好朋友。

这差不多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那时大概只有八九岁,跟着父亲去朱达生家,那一年他过本命年三十六岁生日。依稀记得是在城南的一条很深的小巷子里,两间老旧的瓦房前立着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榆树。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爽朗地高声叫道,达生来客人了!老太太拄着拐杖,颤悠悠地起身给我们看座。朱达生撩开帘子从里屋出来,一脸的络腮胡子,满面红光,豪爽的大嗓门如铜钟擂响,怎么现在才来,快进屋喝酒,这是大公子吧?他一手拉着父亲,一手抚摸着我的头,很亲切地问。屋里只有两桌客人,也就十几个,不过气氛倒很热烈,高声谈笑,扯开嗓门划拳喝酒。关于朱达生,我的记忆里就只剩这些,那次去他家,印象最深的是在书桌上看见一本翻得有些破旧的司汤达的《红与黑》。当时就有些疑惑,他家里谁会读这样的书呢?这疑惑一直在我的脑子盘旋了很多年,直到现在也没有答案。后来,断断续续地读完《红与黑》,突然发现朱达生身上隐约有几分于连的影子。当然,这是后话了。

不过朱达生还是走了,他赤手空拳去了天涯海角。八十年代末期,海南成为最大的的经济特区,全国各地的淘金者蜂拥而至,如今的许多大富翁就是在海南挣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当然也有不少人在那儿一败涂地。那时候,海南的房地产业热得发烫,海南的土地一时间身价爆涨,随便圈一块地就能赚大把大把的钞票。那阵子,银行也是门户洞开,只要稍微费点功夫钱就如同开了闸的水一样放出来。用朱达生的话说,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钱呀,能把人的眼睛给看花了。然而,朱达生身无分文,在这场狂热的金钱游戏中他两手空空没有道具。但朱达生就像一颗种子,只要落在地里就会生根开花。他避开了最热的海口、三亚,选择了一个离海口不远的H县安顿下来。朱达生晚上住在最便宜的旅馆里,白天揣着几个馒头背着一军用水壶水,跑遍了H县的每一个角落。几个月后,他看中了海边的一块空地。那是一块鹅卵石沙地,中间夹杂着几小片沼泽,稀稀疏疏地长着的几棵蝴蝶树夹竹桃上缠绕着买麻藤羊蹄甲鸡矢藤,地势依山傍海,日落时分海风椰韵,让人陶醉。朱达生一个人在那里静静地坐了一个下午,他认为又一次发财的机会到了。他写信让奶奶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东拼西凑弄了几万元块钱。朱达生交了三万元订金以每亩四百元的价格把那片地买了下来。朱达生在这块地上搭了个窝棚,置办了些农具,自己种了几亩稻子蔬菜,当地人都说朱达生是个疯子。

像朱达生这样的人,注定是要经历风浪的。他父亲是五七年划的第一批右派,被整得死去活来,后来终于熬不住,在监狱里自杀了。不久,母亲也改了嫁,朱达生便跟着他奶奶长大。奶奶很宠爱这个孙子,因为奶奶的呵护,父亲的问题并没有在朱达生的童年里留下多少阴影。不过,奶奶的庇护与时代的风雨相比毕竟是微不足道的,到十几岁的时候,朱达生就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变得沉默寡言,常常一个人闷在家里。有一天,朱达生做了一件让人震惊的事,他把奶奶心爱的猫点上汽油烧死了。猫凄历的叫声和朱达生发狂一般的笑声让老人捶胸顿足,号啕大哭。后来发生的事情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打架,朱达生被学校开除了,那一年他十五岁。朱达生和一帮像他一样被抛弃的小青年混在一起,抽烟喝酒,自暴自弃。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没有工作,看不到出路,朱达生下乡当了知青。我父亲就是在那时候认识朱达生的,他就住在我家隔壁。

朱达生这个人我一共见过两次,一次是他过生日,一次是去参加他的葬礼。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朱达生的后半生正应了这句话。

我和父亲去参加了朱达生的葬礼。朱达生静静地躺在那里,头发和胡须都全白了,连我父亲也几乎认不出来了。朱达生的奶奶拄着拐杖站在一边,满头银发随风飘动,来送朱达生的人都流泪了,可老太太始终没掉一滴眼泪,因为她的眼睛早看不见了。

其实朱达生自己也没有把握,成天心里直打鼓,谁会把钱扔到这地方来呢?朱达生就像那个守株待兔的农夫,在等待那只他不曾见过的兔子。差不多两年时间,朱达生一个人守着那块地,炙热的热带阳光把他晒得像非州黑人。时间越长,心里的希望也一天天泯灭。很多个夜晚,朱达生躺在用木棒支成的床上,望着屋顶缝隙里漏下来的点点星光,忍不住鼻子发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朱达生始终咬着牙没让它流下来。有时候,他也后悔自己当年的鲁莽,如果不那么意气用事,他怎么会落到今天住窝棚的地步?可转瞬间,他就把这种念头掐灭了。

乡建筑队是个临时拼凑起来的集体企业,人员也都是来自各村的木工和泥水匠,没有公公婆婆管,全靠自己找饭吃。朱达生带着建筑队,就像一个置之死地的将军带着一支游击队突围。走南闯北,四处求爹爹告奶奶跑关系走后门,别人吃肉自己啃骨头,朱达生憋着一股劲,经过三四年的打拼挣扎,不但还清了银行的三万元钱,还把建筑队整个买了下来,八十年代中期,朱达生就成为远近闻名的朱老板了。三十出头的朱达生,事业上春风得意,身边的女人也多起来。你时常可以看见一个年青人,骑着太子王摩托车带着漂亮女人风驰电掣地在街头兜风,这几乎成了城里的一道风景,那就是朱达生。不过,朱达生不是忘恩负义之人,他没有忘记我父亲。那时候,农机站已名存实亡,朱达生便让我父亲去他的建筑公司当总会计。人有了钱难免说话就变得财大气粗,朱达生已非当初那个吴下阿蒙,对我父亲的话也不怎么听得进去了。朱达生不满足于给别人建房子,也觉得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他想当官。他这样总结自己这些年的人生经验,权和钱就好比鸡生蛋生鸡的关系,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良性互动。

大约又过了半年,那块地上的杂草越发长得茂盛,朱达生彻底绝望了,看着镜子中自己那张胡子拉荐的苍老的面孔,一个念头陡然涌上心来。朱达生独自来到海边,一个人看着湛蓝的海水发呆。他坐了一个上午,又坐了一个下午,黄昏的时候,朱达生一步步向海里走去。微凉的海水从脚踝一直漫到他的胸口,他能清晰地闻到海水那咸苦的味道。朱达生闭上眼睛,任凭海水把自己淹没………醒来的时候,朱达生发现自己躺在窝棚里,他以为做了个恶梦,却听见有人说,老板,醒了!一个须发有些发白的老者走过来,望着朱达生说,我年轻的时候也这么做过,幸好有人救了我,不然也就没有今天了。老者环顾了一下窝棚,又问,你怎么一个人住在这里?朱达生长长地叹了一气说,就为了这块地。这地是你的吗?老者问。我是个笨蛋,花钱买了块荒地。你不笨呀,很有眼光,我也看上了这块地。一直站在一边的年轻人说,我们老板在这里看了一下午,准备把这块地买下来。真的吗?朱达生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两眼发亮,高兴的样子就像一个饥饿的孩子突然看见了别人手里拿着的一颗糖果。你不能赚得太多哟,老者拍了拍朱达生的肩膀笑着说。当然,如果不是遇到你,我的命都没了。开个玩笑,生意是生意,人情是人情,过几天我们派个考察小组来和你谈,价格开够哦,一口价,我不喜欢讨价还价的。望着那辆黑色的奔驰车消失在暮色中,朱达生使劲掐了掐自己的大腿,直到疼痛感传遍了全身他才相信这一切都不是在做梦。那块地最终以高出近五十倍的价钱卖了出去,这是朱达生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一夜之间,他又从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成了百万富翁。手里有了钱,朱达生的赌徒本性就抬头了,不过这一次他没有急于下注。朱达生在那个海岛上四处转游,像猎人一样在寻找自己的猎物。虽然在八十年代一百万不算一个小数目,但玩房地产还是少了点。几经权衡,朱达生用这笔钱建了个沙砖厂。翻了身的朱达生风光无限地回到故乡招兵买马,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偏僻山乡的许多人跟着朱达生去了海南淘金,我父亲也去了。沙砖厂的生意很好,可以用供不应求来形容,建筑工地为争砖打架的事时常发生。水涨船高,砖价也一路攀升,最贵的时候卖到六角钱一匹。钱像水一样流进朱达生的腰包,用我父亲的话来说,那不是产的砖呀,那是一块块金子呀。至到今天,当我父亲谈起朱达生当年在海南的辉煌时,眼神中还会闪现一丝光亮,不过接下来总会长长地叹口气说,可惜呀,要不然,今天早就是全国也排得上号的亿万富翁了。

我不知道朱达生是怎样度过他生命中最后的日子的。他孤身一人悄然回到了老家,和他奶奶生活在一起,几乎闭门不出。我父亲曾想去看他,可他不见任何人,因此也无从知晓他的情况。只是听人说,街上有一个拣破烂的,精神有些恍惚,看上去有几分象朱达生,不过也没有见过。大约一年后,听说朱达生死了,是在河里淹死的,河边停着一辆载满破旧纸箱的自行车,也不知道是失足落水还是自杀。

朱达生成在炒地皮上,也败在炒地皮上。沙砖厂给朱达生带来了大把钞票,可做这行毕竟很辛苦,用他的话说也不上档次。也就干了两三年,朱达生转手把沙砖厂卖了,身上揣着几百万元的资金杀向海口。那时候,整个海口像一个热火朝天的工地,高楼如同蘑菇一样一天天从地上冒出来。朱达生去得晚了,好的地段已经全部抢购一空,无奈之下,朱达生只好转战三亚。三亚虽不及海口那般热闹,不过温度也一天天看涨。朱达生故技重施,用口袋里的钱加上从银行贷的钱一共上千万元资金圈了一大片地,他像一只母鸡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一窝充满希望的蛋一样,等待着有一天孵出一窝又能生蛋的小鸡。然而这一回,好运没有降临到朱达生头上。先是海口的高热几乎在一夜之间降温,到处都耸立着动物骨架般的烂尾楼盘,很快,三亚秋色一片,许多投资商卷起铺盖逃之夭夭。看着眼前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朱达生欲哭无泪。不久,政府整顿房地产市场,因为长期荒废,朱达生买的地被强行收回,他只得到不到购买价一半的补偿金,还完银行的贷款,朱达生已是一文不名。从此,朱达生一蹶不振,再没有翻身。

朱达生是那种言必行,行必果的人,说到就要做到。他果真当官了,还是个肥缺,市建委副主任,主管城市扩建工作。至于他是怎样操作的,外人不得而知,反正钞票是用了不少。有了钱,当了官,肯定不能少了女人。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朱达生就栽在这女人身上。女人先是市京剧团唱青衣的,演貂蝉最拿手,特别是戏吕布那场戏,甩那个水袖,抛那个媚眼,简直是风情万种。朱达生不知怎么认识了这个女人,一见面魂就丢了。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有女人的戏,场场必看。无论女人在台上是多么光彩照人可望而不可即,不过在台下还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没几个回合,朱达生就把她俘虏了。其实也说不清楚是朱达生俘虏她,还是她俘虏了朱达生,总之两人是如胶似漆地在一起了。朱达生觉得把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放在剧团不放心,可美人又不甘心被金屋藏娇,两相妥协,美人调进了电视台当播音员(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主持人,都称为播音员的)。事实证明,朱达生犯了一个错误,或许他是太相信自己了。美人在电视上让千千万万的人看,一般的平头老百姓看看也就算了,最多饱饱眼眼福过过嘴瘾,可市长看到了就不一样了。市长往电视台跑得勤了,说是视察工作,这也无可厚非,领导重视宣传工作,而电视台是宣传的前沿阵地嘛。一来而去,就有些风言风语传到朱达生耳朵里,开始美人极力否认,没多久,这事就闹得满城风雨,像广告里说的地球人都知道了。朱达生是个男人,而且是个有血性的男人,对这事他不能装聋作哑。朱达生很苦闷,对方是市长,官大一级压死人,可朱达生又不甘心就这样被戴一顶众人皆知的绿帽子。朱达生请我父亲喝酒,自己灌了一瓶五粮液,趴在桌子上醉醺醺地看着我父亲,我父亲没说什么,蘸了酒在桌子上写了四个字“顺水推舟”。朱达生看了哈哈大笑,也写了四个字“奇耻大辱”。我父亲知道朱达生是劝不住的,也没再多说。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朱达生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他亲自把两个人捉奸在床,而且把市长痛打了一顿。痛是痛快,可朱达生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官丢了,财产也莫明其妙被查封了,自己也在监狱里呆了两三年。虽然从小就时常听父亲说起朱达生,可我真正第一次见到他还是在他出狱后不久,也就是开始提到的和父亲一起去他家过他的三十六岁生日。那一天,朱达生喝醉了,他拍着每一个人的肩膀说,我朱达生他妈的是一粒蒸不烂、煮不熟、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别以为老子就趴下了,不,老子还要站起来,而且比以前站得还高。他奶奶颤颤巍巍地走过来,抢了他手里的酒杯说,和你父亲一个德性,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我死了这把老骨头谁来埋呀!老太太浑身发抖,拐杖敲得笃笃直响。突然,朱达生双漆一软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奶奶,孙儿对不起你老人家,朱达生的头在地上磕得咚咚有声。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有些湿润,桔黄色的阳光照在老太太干瘦的脸上,眼角的两颗泪珠格外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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