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晚一点，阿达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厂里保卫处的预备队员，大概还破掉了厂里最年轻预备队员的记录，阿桂儿子则在城里高中开始了寄宿念书的日子，但只要阿桂儿子周末回家的时候，他们俩要么是在阿桂馆子里帮忙，要么便是一起在工厂学校的操场里打篮球。
按阿桂儿子说，是阿达拜托他在路口望望风，他也不知道具体是要做什么事，看到火光滔天，才知道出了大事。阿桂的饭馆为此歇了好多天，等到再开张的时候，她儿子已经从拘留所回来。阿桂接儿子回家那天，保卫处处长揪着同样刚从拘留所刚出来的阿达跪在阿桂饭馆的门口，不吃不喝跪了一整天，两个膝盖头磨起了泡。
工厂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很快，阿达的运输公司也倒闭了，他昔时在厂里呼朋唤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找不到事情做，一方面他们冀望于工厂能恢复往日的荣光，一方面停滞不前的收入又一次次地逼迫他们寻找出路，有能力的一帮外出打工或做其他生意，有的则拼命死守住工位，靠着微薄的薪资过日子，还有更多的则坐吃山空，百无聊赖，更有甚者，以至在老虎机或白粉中醉生梦死。
她有个七八岁大的儿子，不明就里的工人偶尔会打听，问她孩子父亲去了哪里，她就笑笑，摇摇头，很潇洒地做一个小鸟飞走的动作，别人也不好多问。
她经营饭馆很有一套，不单是给工厂兄弟们炒点小菜，也卖一些凉拌或是油炸的小吃，很受学校里的娃儿们欢迎。上学或放学的时候，总看见她儿子带着三三两两的朋友来光顾，但常常都是别人吃个两毛三毛，她儿子就只是在旁边看，光咽口水，这时候阿桂就会用手拍拍儿子的头，然后从黑黝黝的大锅里很小心地给他扒拉半块烤红薯或是几片蘸满辣椒面的炸土豆片，塞到儿子手里，然后示意让他下次再多带些小金主过来。
生活从来不是一面安静的湖水，总会起一些微波和涟漪，最终湖水也会慢慢变得不安。这转变发生在阿桂儿子高中毕业前。
阿达也再不敢把单子给他，生怕再出事。阿桂儿子慢慢地也就不再开车，把大货车卖了一万块，打算弄个小摊，做点小生意。但阿桂没有同意，逼着儿子把钱先还给了阿达。
据说阿桂听闻这个消息的时候提了一根擀面杖出门，也有传是铁锹，或是蜂窝煤钳子，总之是个够硬的物件，来到派出所首先照着儿子就是一顿狠揍，直到两个180的保安把她拉住。阿桂摁住儿子的头使劲往下磕，为的是不留案底，最后总算是遂了她意。
阿桂从平时常来吃饭的客人里找到几位稍微好心点的，东拼西凑借了5万块，算是平了事。后来阿桂知道，那几位“好心人”也不肯借，是阿达偷偷塞的钱，这话是阿桂儿子无意间从一位“好心人”嘴里听到的，“这是无底洞，我们谁敢借？是阿达照顾的，还特意交代我们不能说出去。”
那一晚锣鼓喧天，守夜的大爷提着裤子从被窝里跑了出来，一脸乌黑，顺带拼了老命逮住了其中一个同伙，那竟是阿桂儿子。
大约在二十年前，那年阿桂儿子考高中，暑假休息在家，有个好朋友叫阿达，叫上阿桂儿子一起去工厂的矿山上偷废铁卖，被逮了个正着，矿山保安揪着两个小孩送到派出所。
常有工厂里下班的兄弟在这里喝酒聊天，兄弟们都是全国各地来的，所以那里五湖四海的方言都有，她很多话并听不明白，又不能说，但收钱的时候定不会错，手指头比划比划，各种钞票扬一扬，总要让你明白的。
阿桂儿子就这样错过了高中的学业，最终托关系念了工厂里的技校，学开重卡。多年以后，阿桂儿子开上了重卡，专门跑长途，拉着工厂里的矿石运到外地。尽管阿桂儿子踏实肯干，但仍然只是勉强挣个温饱。阿达的故事则稍有不同，厂里部分业务改制，国转民，阿达瞄住了这个机会，成立了一个运输公司，借着一些关系，承包了厂里的矿石运输业务。
到了晚上，阿桂会把门前打扫干净，将大锅又放进内堂，再把一块块二十厘米宽的长条木板插入门槛里。
黑色的魔影牢牢地抓住世间的行人，如同恶犬，一旦咬上，就不会松口，让你动弹不得。这微微荡起的涟漪越来越猛烈，变作海啸，吞噬着阿桂的生活，以及内心。
自那次车祸以后，阿桂儿子开车仿佛丢了三魂七魄，接连又出小岔子，明明前面是片黄澄澄的玉米地，风儿一吹，他以为是有好几辆摩托车朝他冲过来，一个方向打过去，定神一看，吓个半死，一截路灯被他撞倒，万幸没有伤到人。
游戏厅老板找来保卫科科长说理，“你家儿子欠的钱我不要了，但还请您高抬贵手，以后都不要让您的宝贝儿子来玩。”阿达这次自然少不了吃一顿笋子炒肉，但竟然怀恨在心，心里一阵火起，伙了几个同伴，在周六的半夜偷到游戏厅老板家，一把火把游戏厅烧个精光。
阿达是要阿桂儿子过去帮忙的，但阿桂不同意。阿达心里大概存着一份愧疚，虽然没法照顾好兄弟，但有一些短程的，赚钱多的订单都委托阿桂儿子去跑，阿桂看在眼里，但每次阿达去阿桂家下馆子，阿桂总是冷冷地把两盘小菜一磕，她心里那股气应该还在。
不过后来我们知道，没留案底不是因为阿桂儿子咚咚咚的磕头，是因为阿达的老爹是保安处处长。就这样，阿达就这样和阿桂儿子成了好朋友，用阿达的话说，“这是过命的交情，不能丢”。阿达成绩不太好，也不太愿意念书，尽管家里有严父十八般武艺伺候，但还是没能出人头地，倒是练就一身挨揍的本领，在厂区慢慢开始了他的江湖之路。
最后是阿桂儿子自己心软，要把阿达扶起身，阿桂冲了出来，两只眼睛哭得红肿，头发也散乱，对着阿达就是一个耳光，阿达只是低着头，喃喃地说，“桂嬢，我错了，我不该叫他，我不该叫他。。。”阿桂最终哭瘫在地上，手死死地抓住阿达的衣领，指甲把自己的掌心掐出了血。她知道，这道歉，对于自己儿子来说，对于自己来说，都已是无用。
那时工厂人还很多，晚饭后散步的人多会路过她饭馆所在的路口，路过的人常会打趣她，“阿桂，你儿子要考大学了！”她会当做没有听到，继续抽着烟，但我们都知道，她只是哑，又不聋。
阿达干保卫科的第三年开始有了些积蓄，迷上了玩老虎机，很快就输个底掉，倒欠了游戏厅老板好几千块。阿达气不过，一怒之下匿名点了老板的水，哪知道老板手眼通天。
阿达和阿桂儿子自这次交情后，变得更加形影不离，那些年工厂大派息，不少家庭算得上是一夜暴富，很多家的小孩不想继续念书，父母也不会多加拦阻，因为横竖在厂里谋份工并不是难事，阿达便是这其中的一个。
她叫阿桂，是个哑巴，那时候三十来岁，本地人，经营着一家小饭馆，就在工厂子弟校的旁边。
有一次阿桂儿子开车出了祸事，把邻村一个骑摩托车的木匠撞断了双腿，对方杀到阿桂家来讨说法，把残着腿那人摆在阿桂家门口，吃喝拉撒睡都在那里，弄得臭气熏天，饭馆生意完全没法做。
阿桂清晨仍然会架出那口用了多年的大锅，卖些早餐，她背有些微驼，头发花白，穿着碎花布料的衬衣，皱巴巴的，腰前挂着一块蓝色的围裙，上面也是沾满了油污。
阿桂第一次发现儿子吸毒是三年前，在工厂的一家KTV里。阿桂看到那情景的时候面如死灰，仿佛魔怔了一般，站着一动不动。阿桂儿子给她磕头磕得捣蒜一样，一边磕一边扇着自己耳光，第二天头上肿了鸡蛋大一个包，背着一个破旧的灰色背包自己去了戒毒所。那以后，阿桂开始防贼一样防着儿子，饭馆经营的钱，一分也不敢让儿子碰。
警察来调解，没有用，对方只说，“我们不缺钱，人是最重要的，只要你们把人给我治好”，警察也没法，让两边自己调解。其实阿桂知道，他们要的只是钞票。出事之后阿桂儿子找阿达借过钱，但阿达没有借，“桂孃那么硬，不会要我的钱”。
关于儿子，她应该是很自豪，到了傍晚，尚看得见光的时候，常常摆一张小桌子和小板凳在门口，让儿子给她念报纸，她自己则靠着门框，抽着香烟，任烟雾袅绕在她满意的笑容前。
也有一些混子兄弟不太老实的，欺她不能说话，要开她玩笑，拿枚一分的镍币，摆在桌上，任她手舞足蹈，假意听不懂，一副装糊涂的姿态。她也不生气，递上一两根烟，卖个苦相，别人也不太好意思把玩笑开得太过。
工厂是四年前倒闭的，那年好多人上工厂门口堵着要钱，喊着“抓出社会主义蛀虫XXX，还我工人兄弟血汗钱”的口号，热闹非凡。阿桂的饭馆已经不再营业了，内堂的桌凳都搬走了，空空如也。因为已经很少有工厂里的兄弟愿意来光顾，工厂里留下的大多是勤俭持家轻易不下馆子的老人。
她孩子念书听说很用功，虽不出众，但属于很老实的一群，一到中午饭点，就在店里帮忙，端碗洗筷子的很是勤快，到了差不多快上课的时候，又再背着书包回学校去念书。
但本地人是知道的，她男人前些年跟一个不明来路的女人跑了，丢下她自己和一岁多大的孩子自己过活。她本来在工厂里有一份工，也只好辞去不做，在家里自己经营起一家饭馆，厨倌招待一把抓，很辛苦，但好歹也能撑着讨生活。
傍晚时候，阿桂闲来无事，还会在门口倚着门框抽烟，还是一样烟雾袅绕，不太能看得清她的样貌。她身后的那些木板门上刻着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妈妈”的字样，那是阿桂儿子小时候给她念报纸时，得意地写给她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