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逛了一圈，等天黑他们收摊以后，在指定的老地方等着人来收钱，然后发给佣金。有时候是在人民广场后面的公厕旁，有时候是在火车站后面的巷子里，每次能拿到百八十的佣金。拿到佣金后，我们会去经常光顾的那家小饭馆吃一顿，我们会点两个菜一个汤，我们那时候经常点的菜有麻婆豆腐，蒜泥白菜，鱼香肉丝，青椒土豆丝，宫保鸡丁，折耳根炒腊肉，汤则有紫菜蛋花汤，豆腐白菜汤。那家位于公厕下边的餐馆的老板是一对年轻夫妇，此外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和一个上小学的小男孩，那老头一头乱糟糟的卷发，一副阴郁的表情，那小孩我们每次光顾都趴在餐馆最里面的一张油腻腻的餐桌上写作业，头顶上的电风扇呼呼转个不停，吹出的风都是一股油腻的味儿。我们每次去时，那老头总是用一副狐疑的目光盯着我们看，好像我们的钱是偷来的似的。我把目光狠狠的瞪回去，挑衅的逼视着他，直到他儿子或儿媳在厨房里面喊道：“爸，你在那里杵着做什么，叫你送的餐怎么还没送去，人家又打电话来催了。”他才把那该死的脑袋移开。我有时真想问问那老家伙盯着我们看出什么花样来没有。后来由于从心底厌恶那讨厌的目光，一想到就厌烦透顶，恶心得想吐，我们就很少去那里了，而是去大剧院旁边的一家沙县小吃，鸡腿饭、鸭腿饭、杂酱面、牛腩面，吃完饭后，如果我们身上的钱还略有盈余，我们会去大剧院旁边的的那家地下室的老电影院，或是小十字和银座的那两家老影院看电影，那时候电影票价刚降下来不久，不再是动不动就几十上百，而是二三十块就能进电影院消磨一个半小时，像我们这样的人也能堂而皇之的走进电影院了。但凡是超过四十的票价我们都不会去看，我们知道这个城市里哪个人迹罕至的旮旯角落里有被人遗忘的老电影院，那都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而我没有过去去时，她一个人总是不敢出来。她感觉那时候总是有个人一直在偷偷地跟踪她，她总是很害怕，她害怕被他捉住。和我走在一起时，她总是尽量躲在阴影处，紧紧抓住我的臂膀，有时候我能感觉到她在瑟瑟发抖。有时候我们会去看人家下象棋，在街边听流浪歌手弹吉他唱歌，而每次她都站得不久，两三分钟后，还什么都没看到，她就抓起我的手臂就走，她说在一个地方呆时间长了不安全，她害怕那个人已经追上了她。
似乎只有她一个女生受到骚扰，他欺负她是新人，没有靠山。其他女生对她的遭遇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幸灾乐祸，无动于衷，她们都把她看成了潜在的销售竞争对手，怕她抢了她们的销售单。那个库管做这一切时，做得如此隐秘而明目张胆，甚至有在其他女生面前夸耀表演的成分，他一边和她们开着黄色玩笑一边在进行他的表演，她想把他的恶劣行径向经理和店长说，可是当看到他和经理店长在门口有说有笑时她打消了这一念头。
他们好像活在另一个时代，上一个世纪。有一个穿着旧军装的小个子老头在唱一首军哥，老头中气十足，震耳欲聋。他们显得既喧闹又寂寥。我们匆匆走过，把那些嘈杂的声音和隐匿广场密林中的幽灵们留在身后。经过人民广场来到河滨公园，广场上有个乐队在唱歌，里里外外围了很多人。不知不觉中，我们已走了这么远，饶了大半个圈。我们走得累了，正要休息一下，就在那里驻足观看。有铺了地毯的简易舞台，有灯光，有音响，有主唱，有吉他手，贝斯手，还有架子鼓，看起来声势颇为浩大，主唱是个留着长发的年轻人，弹着吉他，唱的则是他们自己写的歌，音响旁边的纸箱里装着他们自己刻的盘，二十五元一盘，出手买盘的人并不多。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心情，情绪很好，观众却很冷淡。第二首歌还没听完杨雪拉着我就走，我本想再多看会儿，结果看她一脸急切的表情，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得跟着她挤出人群，朝来路返回。穿过马路，走到人民广场边上时，我不时的回头观望，她叫我不要回头。都走过了沃尔玛的两个金字塔尖建筑物背后，她才放慢脚步，紧紧抓住我的手臂的手才放松下来，她说，她在人群中看见那个人了，离我们离得很近，中间就隔着一个人。我说，在哪里，你怎么不指给我看，她说，我太害怕了，什么都忘了，只想赶紧离开。我说，他长什么样子，穿的什么衣服？她说，他戴着个黑色的毛线帽，穿着一件蓝色的牛仔夹克，他的脸很尖，呈倒三角形，嘴上有几根横着长的胡须，有点像老鼠胡须，看着很恶心，整张脸像是刚从臭水沟里钻出来的一样，湿哒哒的，冒着热气，有股恶心的味道。
那个人是一家鞋店的仓库管理员，长了一张滑溜溜的臭鼬般的脸，那张脸总是让她感到害怕。她在那家鞋店的一个分店上过一个月的班，期间她最害怕的就是早班的接货和晚班的补货，那时候需要签字点货，那时候那个仓库管理员总是有恃无恐的摸她的手，紧贴着站在她身边。长此以往，她感到很绝望，不知道该向谁求助。
我就是这时候撞见杨雪的，这时候路灯已亮，城里华灯初上，路上已稀稀落落的出现几许行人，广场上已有了星星点点的人影，远远看去，像是一个个移动的黑点。空旷一天的城市似乎有了回暖的迹象，我走下钻石广场的地下通道，准备横穿人民广场，朝着火车站方向，去赶到H区的最后一班车。这时，我和一个慌里慌张、频频回头后望、急匆匆赶路的女孩撞了个满怀。在这如同棺材般狭窄幽暗的地下通道里，我们面面相觑，四目相对，一时忘了向对方说抱歉。五秒钟后，她突然过来挽住我的手，说，能陪我走一段吗？有人跟踪我，拜托了！我看她近乎祈求的眼神，想着就快要赶不上的晚班车，一时左右为难，她说，就一小段，不耽搁你太多时间，到人多的地方就不麻烦你了。我想，也罢，到时候只有坐夜班车回去了。我折转身，朝来时的方向走，我们爬上阶梯，走出地下通道，她一直紧紧挽着我的手臂，象是怕我会突然消失一样，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瑟瑟发抖。她偶或回头张望一眼，我问她道，还跟着吗？她说，没跟来了。我说，那就好。她说，谢谢你。我说，是陌生人吗？她摇摇头说，不是。熟人吗？也不是。那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我和他不熟。我默然，但不便再问。我们沉默的向前走着，作为两个刚认识的陌生人来说却丝毫不觉得尴尬，好像本该如此，看来我们都是不善言辞的人。我们走出大十字，朝鲜花广场方向，右转到银座，她说她就住在小十字银座后面。银座这里是老牌商业街，这里有两个电影厅，小吃城，电玩城，街机，撞球室。此刻人影稀疏，只见路边有几家搭帐篷卖麻辣烫和炒饭的，旁边的餐桌边坐着几个吃东西的人。我们穿过一条狭长曲折的巷道，来到几栋老旧的居民楼下，她说，我到了，就住在上面。说着她指了指其中一栋楼的楼上。我正要和她告别离开，她说，以后你能来这里找我吗，我刚到这边，做什么都是一个人，没有什么朋友。我说，你愿意的话，我很乐意，没什么不能的。其实我过来这边是挺远的，但又有什么关系。她说，愿意，不管远不远，你会来的，是吗？。我说，嗯，会来。其实我也经常一个人的，但我没有对她说出口。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然后分了别。
杨雪在市区市区上班，我去找她要乘四五十分钟的车程。她会在店里面等我。那时候她在小十字一家内衣店做导购员，那个内衣品牌到处都有他们的广告，公交车上，站牌上，墙体上，十字路口的大屏幕上。代言人是一个十分出名的台湾模特。她上早班的话，四点钟就下班了，有时候为了等我要等到六点钟。
望城坡在火车站沙冲路的老里边，和小十字隔了半个城，她想这样那个库管就没那么快找到她。可是，一天下午，当她和她朋友从外面买菜回来时，赫然发现那个库管正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对着她笑，在进门的一刹那，她手上的菜吓得一下子掉在了地上，她脸色惨白，差点发出尖叫。原来她朋友的男朋友和那个库管认识。他们说今天下午有个朋友要过来一起吃饭，她也没在意，也没法在意，因为毕竟是寄人篱下。只是她没想到他们说的那个朋友竟是那个库管。等她朋友叫她男友进厨房去帮忙时，她惊恐的发现客厅里就只剩下她和那个穿着鲜艳红色皮夹克的库管了，好像故意把他们留在一起，制造单独相处的空间似的。她想要站起来离开，可是双脚却绵软无力，身体僵在沙发上，一动也动不了，甚至连声音都出不来。房间里顿时只剩下她和那个库管时，她感觉房间里的空气正在一点点抽离，那个库管不再假笑，而是露出阴沉的本来面目，只见他站起身来，弯着腰越过茶几俯在她头顶上，他发出单调乏味的声音道：“只要答应我什么事都没有，”她不知道他要她答应他什么？然后又发出狞笑道：“你那个骗子小白脸呢？是不是把你给甩了？还是叫警察给抓了？叫他给我小心点，别让我再碰见他，碰见他我弄死他。”说着从裤管里摸出一把起子“啪嗒”的一声拍在玻璃茶几上。“敢撞老子，他活腻了是不是？”那库管的声音听起来像金属锯齿发出的一样单调呆板，没有丝毫感情，像是不夹带任何内容的噪音，里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只是让人不舒服罢了。杨雪虽然身体无法动弹，眼睛却直视着他，她想叫他“滚，离我远一点”，但却发不出声音。一会儿后，那个库管离开了她，他去旁边接电话去了，他用他那金属腔的声音说着电话，显示出不耐烦的语气。接完电话，他冲着厨房里面的喊道：“公司有急事，要我过去一趟。”说完也不说抱歉之类的，直接开门走掉了，走出门却不忘回头对杨雪说了一句：“我说过你是逃不掉的。”杨雪朋友的男朋友从厨房出来时那库管也不见了踪影。杨雪的朋友也跟着出来，她问杨雪说，你们聊的怎么样，还行吧？我看他对你挺有意思的，然后又困惑地说，我觉得你们是不是认识？认识吗？感觉怪怪的。你脸色不好，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杨雪说，不认识，第一次见。我胃痛，不吃饭了。她决定隐瞒下去，不向他们透露。她进了房间，并且关了房门。
阵阵晚风吹来，底下的河面被吹起了皱，一艘拴在河岸边上挂着鲜艳彩带打捞垃圾的汽艇被风吹得在河面上左右摇晃，水面拍打着岸上噼啪作响。风经过河面吹上岸来，带着一阵凉爽从我们面前拂过。我摸着口袋里赢来的一小沓钱。我们穿过地下通道正要去火车站与人民广场之间那条分岔进去的巷道里交还赢来的钱和领取佣金。在等红绿灯过斑马线到有花坛的中间木地板地段时，由于过马路的人太多，两边都挤满了人，一个带着个浅色宽边帽把帽檐压得低低的人差点撞在我们身上，我们都一下子停住脚步，这时他缓缓抬起头来，露出一张多毛的湿漉漉的脸，活像一只滑溜溜的水獭，我只觉得那是一张让人生厌的脸，我用手臂用力的拥着杨雪把她挪到一边来，想赶紧避开这张让人厌恶的嘴脸，这时我发觉杨雪的身体僵硬，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像是被怔住了一般，我侧脸过去，我发现她的眼光正死死的盯着那张脸，脸色煞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很少的时候她会一个人先回住处去。等到我后，我们会一起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回到住处做饭吃。她住在小十字后面一个老旧的红砖小区楼里，和他人合租，有单独的卧室，共用厨房卫生间和大厅。吃完饭后，我们总是去逛附近的的河滨公园，人民广场，或仅仅是在街道上走着。她不想总呆在房间里，她说里面太憋闷了，要出来透透气，哪怕白天上班站了一天脚都站痛了。
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摆脱了那个鼬鼠一般的库管，也不再去那家该死的餐馆，顿时感到一阵轻松，不再惧怕谁的眼光。可能是由于我们太过于放松警惕，以至于和他正面遭遇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那天傍晚，我们刚在人民广场桥洞边上那棵大榕树底下下完最后一局。
我住的那间原来是一个乡镇合作社的木材加工厂的厂房，木材加工厂倒闭以后，厂房留了下来，成了合作社的固定资产，在那里荒废着只等着拆迁。与修理厂在一个大院里。那一整排有四五间，小砖彩钢瓦，下雨天雨点打在铁皮上面在屋里听起来像是一曲欢快的舞曲。里面堆满桌椅等废弃杂物，布满厚厚的灰尘和呛人的空气。冷天时我们从里面拖出木材出来烧火取暖。我住的那间是最右边的那间，只有那一间稍微能住人。把里面不多的杂物顺开，牵来电线，搬来床铺即可。里面由于年久失修，夏天漏风，冬天漏雨，没什么人搬来与我同住，我得以一个人独享诺大的一间屋子。热天住里面，阳光从窗户射进来，风从三角架的楼宇处灌进来，倒是凉爽得很。放假之前，师父提前发了我们这些学徒工每人五百块钱的生活费，由于上个月业绩突出，又多奖励了每人两百块的奖金。我手上一下子有了七百块钱，我准备这三天假期用这七百块钱到市区或周边景区去游荡。头天我租了辆自行车，骑了一整天的自行车到一个什么古镇去游玩了一天，我对什么古镇风情，青砖古瓦倒是没多大兴致，只是喜欢无拘无束的像风一样穿梭在路上的快活和自由，沉浸于出入陌生闲暇的人群中特有的热闹与疏离。只是好久没有这样长时间的大量体育运动了，一天下来累得够呛，尽管年轻到晚上时还是感到腰膝酸痛，一到十点就躺下了，第二天睡到九点过十点钟才起床。我移开用木棍抵住的门板，外面太阳光已经明晃晃的照在屋檐前的一长溜空地上，厂子里静悄悄的，估计看厂师傅已经离开，昨天一早还打了个照面。我烧水到太阳底下空旷的水池那里去洗了个头，平常修理厂后面早已响起欢快儿歌的幼儿园悄无声息，大棚底下一辆辆紧挨着的车辆像进入冬眠的熊一样静静的潜伏着，在充分享受属于它们少有的静谧时光，大棚顶棚缺一只角的棚板被五月早上的风吹得翻飞，框框作响。我洗完头，换上干净衣物，平常出入的大门已然上锁，我从前面食堂那里的水池边翻墙而出，去前边的车站坐到市区的公交车。象是去和谁约会一样，又像是一个人无所事事随便乘上出现在车站的第一辆公交车作一次没有目的地的短途公交车观光旅行。感觉像是在哪里有什么人正昂首以盼的在等着我，又像是在哪里都不可能有什么人在等着我。市区空旷，呆滞，像死了一般安静。人们大多外出旅行，或是回乡下老家探亲访友，或是呆在家里闭门不出，道路两边不少商店的卷闸门已然放下，只上面留了个联系方式，不多的商店还在坚挺开门，不过只是门可罗雀，冷冷清清，没什么顾客，店员也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说来奇怪，我在这样如同幻灯片一般没有实感的城区竟游逛了一整天，直至天黑才悠然想起该回去了。
然而，他尽给她发些不堪入目的下流图片和视频，净说下流话，各种性暗示，他说她不理他只是她在装，他叫她不要装了。她固定了那些证据，想过报警，可是，她不知道，警察来了会帮到她什么。她不知道是把事情解决了还是会把事态扩大化。后来，终于从那里离职了，她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她以为终于摆脱他了，不会再受到他的骚扰。
她觉得自己在那里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很快提出了辞职。她本来想一走了之，可是她需要钱，不能一走了之。只能硬着头皮干到月底。在剩下的半个月里，她尽量远离那个库管，和他保持距离。可是，那个管库通过微信群加了她好友，她不想得罪他，通过了。
我不想回家，哪里都不想去，只想一个人清静的独享这个天光明媚的假期。一个人留在了厂里，住在那个紧邻二层楼厂房的废弃木材加工厂厂房里，旁边就是阶梯脚处堆满触目惊心的五颜六色的生活垃圾、发馊的剩饭剩菜、用过的白晃眼的儿童尿布，苍蝇、蚊子成群的垃圾池和屋后的满坑大粪、臭气熏天的旱厕。
我想，以后，就算在大街上和杨雪迎面碰上，他也会像在大白天见鬼一样的唯恐避之不及吧。
经过这次中间地带的对决之后，杨雪的害怕已经升级到了恐惧，还有歇斯底里的愤怒和绝望。她总是没来由的摔东西，要么就是长久的沉默不语。她睡觉时总做噩梦，半夜在梦中惊醒。在梦里总是有个面目模糊的人在追踪她，她在梦中总是跑得很累，有时候又迈不动腿，只能定在原地眼睁睁的看着就要被追上。有时候发出声向路人求救路人却有说有笑充耳不闻，像是听不见或是听不懂她在说什么，有时候却是听见或听懂了却假装听不见听不懂无动于衷。她总是感到孤立无援，不知道该向谁求助。在十字路口或是三岔路快被追上时我总会出现，然后和那个追踪她的戴着山羊面具或是长着八字胡的男人扭打作一团，看到我满身是血后尖叫着惊醒过来。如此一周过后，她总算振作过来，我也松了口气。她重新梳妆打扮，振作精神，她下定决心离开这座城市，不再作片刻的逗留，到外省去。她有个堂姐在上海的工厂里做手机电脑配件。她堂姐已经结婚，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孩，一家三口都在厂里边。她说我们可以过去投靠他们，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到时候我们也在厂区附近租个小房子，每天一起去厂里上班，一起下班回家，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做饭，一起存钱。她去内衣店把工作辞了，我们果断退了小十字的房，她搬到望城坡她朋友那里去暂住几天，我则暂时回到H区的汽修厂。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们就离开。
两个多星期以来，我们都没有发现被跟踪的迹象，我已经厌烦了这种被偷偷摸摸跟踪的生活，这到底算个什么事。我在心底告诫自己，如果再让我发现那个跟踪狂，我一定不会对他客气，我非得好好收拾那个下流玩意儿。我一定要让他知道，我们并不怕他。还记得读技校时同寝室一个总是夜半歌声的家伙，每晚熄灯后他总是放声高歌，如杀猪般鬼哭狼嚎，吵得我难以成眠不胜其烦，都快神经衰弱了。多次警告打招呼他都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把我的忍让当作是软弱。一天晚上熄灯后他又故伎重演，我实在忍无可忍，直接二话不说把他从床上拖下地板来，此后我和他面对面的对峙着站在黑沉沉的寝室中间闷声不响的互扇耳光，躺在床上的其他人都屏息静气地大气都不敢出，寂静的寝室里只听见一记记有节奏的不紧不慢的沉闷的耳光声，也不知道互相扇了多少耳光，直扇到半夜手都肿了才作罢。也不知道是谁先住了手。累得各自爬上各自的床上去睡觉。自此之后，寝室熄灯后终于清静了，再无夜半歌声。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很少回H区的修理厂去了，而是蜗居在杨雪的租房里，每天去接她下班。她们店的旁边紧挨着一栋大楼，那是一家整容医院，离路面有两三级台阶。墙面被刷成通体白色，门前有两根大圆柱，一楼大厅里面黑洞洞的，咨询台在二楼。每当她下班早了我来晚了她又不想下班以后还在她们那个狭小的店里面逗留时，她就会躲在旁边那栋大楼的一楼大厅里等着我，在里面窥探着外面的动静，看见我来时，她才从里面出来，或是朝我迎面走来，或从后面挽住我的手臂。我们从小十字走到大十字，再经过邮电大楼，人民广场，火车站，下午时分，车站旁、广场角落里、火车站的天桥上，总是有摆摊下残局的，每遇到熟悉或看破的棋局，我总是忍不住放手一搏，有时候会赢一百，有时候会赢三百五百，也有输的时候，但不管输赢，在一个摊位一回只下一次，输赢都走，不纠缠，不扳本，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原则。
有两三次，她会在十字路口和他对闯而过，她装作不认识他，或没有看到他，匆匆走过。仅有的几次。不是这个城市太小，而是这个商业街太小，这是她的失误，她不应该在同一个商业街找工作的。她租的房子是按季度租的，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住满这两个月，她决定搬得远远的，她有个朋友，住在望城坡那边，她可以搬过去和她一起住。她重新找的这家内衣店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来两百米左右的马路边上，而那个鞋店在十字路口往上走七八百米，有两个站的距离，一整条街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店，有服装店，鞋店，大型超市，酒楼，咖啡馆，熟食店，婚纱摄影楼。她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她在这家内衣店上班的，她只能得出结论，他跟踪了她。她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某处冷冷地盯着她，像阴魂不散的幽灵，她都神经衰弱了，无法入睡，只能吃安眠药。我问她是哪家鞋店她不说，我叫她指给我看是哪个她也不指，她怕我惹事，她不想我惹事，我说我不惹事，我只是教训教训他，让他受点苦，让他知道痛就够了。她说不想我有事，我说我不会有事的，以前读技校的时候，经常被人揍，也经常揍人，我懂得怎么保护自己。她说下次撞见的时候指给我看，我觉得她只是说说而已，并不会真的指给我看。
从H区到市区有二十多公里，有一段时间，我经常乘坐202公交车往返于两地。道路两旁风景不错，特别是进入H区以后，花城大道两旁茂竹修林，溪水叮咚，山峦叠嶂，绿树环绕，不时能见到一两只水鸟盘旋于两岸垂柳相连的河面上。
那天傍晚，我和她从文昌阁一路向南，漫步到凯宾斯基酒店门口，那里曾经是这座城市的最高楼，如今让位于双子塔，成了老二。依然豪华气派，门口竖着三颗旗杆，中间一棵上面飘着五星红旗，两边两棵飘着两条蓝绿相间的旗帜。底下停满豪车。穿着鲜艳制服的男迎宾员昂首挺胸，神气活现，骄傲得像个公主。我们往西走到甲秀楼，那里有家肯德基开在商场的一隅，路边隔出个橱窗来卖冰淇淋，有几个人在排队，我们买了两杯冰柚子茶，甲秀广场上有一拨跳广场舞的人，音响开得很大，广场边上的树丛下的木椅和水池边的球形石凳上稀落的坐着无处可去的神情落寞的人，几个凉亭里围满了上了年纪的人，在唱露天卡拉OK，唱的大多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的港台流行歌曲，军歌，民歌。
那家鞋店在小十字一带有两个分店，一个仓库，一个是中山东路店，一个是富水北路店，都是同一家店，却不叫同一个名字，中山东路那个叫城邦纪，富水北路那个则叫范扶纪，右下角都刻着“香港名店”几个字样。店面不大，有二十几坪，装饰则统一为黑色复古。两家店相距三四百米，有两条道，一条是繁华的商业街，两边布满琳琅满目的商店、酒店、服装店和大型超市，后面一条则是较为静谧的小吃街，两边安静的伫立着饭馆、小吃店、酒吧和发廊。仓库在中山东路与护国路交叉口一个叫名士大厦的居民群楼的其中一栋的一层里面。每天早上十点，那个库管都要从仓库分发货物到两个店去，他先把货发到中山路店，然后经过后面的小吃街送货到富水北路店。早上十点的小吃街没什么路人，大多都是些骑着电瓶车匆匆滑过的送货的人，饭馆和小吃店也刚开门，为中午和晚上的营业做准备工作。我在一个落着卷帘门的酒吧门口拦住了推着一板车鞋的库管的去路，我们在被经年累月的油污弄得黑乎乎的沥青路面上沉默的僵持了五秒钟，然后闷声不响地开始动手，在地上扭打作一团，只管拿着拳头死命的朝着对方身上砸，旁边不时有一辆电瓶车悄无声息的滑过，对眼前打作一团的殴斗毫不在意，一溜烟不见了踪影。我被压在了地上，胸口被他的铁锹一样的双手死死的钳住，身上像背了一座山一样沉重，动弹不得。终于，我拼尽全力，从地上翻了起来，两腿跪坐在他身上，一只手封住他的衣领，一只手疯狂的扇他耳光，我的手上和他脸上全是血。这时，他却咧着嘴对我狂笑不止。我把他扭曲的笑脸扇得变了形。正当我扇得正起劲时，一阵剧痛从腿上传来，我看见他正拿着一把红色的起子朝我的腿上一阵猛扎，我顾不得剧痛，把掌改为拳头，只管把拳头往他头上脸上猛烈结实的的砸下去，他瞳孔睁得很大，眼中充满惊惧。也不知砸了多少下，我累得要死。对方不再动弹，像死了一样，我的拳头和对方的脸破了，血淋淋一片，我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几近晕倒，身下像坐着一具尸体，我恶心得想吐。我忍受着腿上的剧痛，挪到一旁的墙根处。大腿冒出一缕缕血，痛感像巨浪拍打岩石一样袭来，麻木感和钝痛感交替出现。我抬头望着天上如棉絮一样的白云，口渴得像在冒烟，感觉自己就快要死了。五六分钟后，对方也从地上爬了起来，一只手支着旁边的板车坐在路中央。一个穿着脏污白大褂的帮厨大妈从旁边匆匆走过，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们。又坐了五六分钟，我终于缓过气来，此时还不见有警察来，我站起身来，拍拍身上的尘土，一脚踢开挡在路中央散落一地的鞋盒和新款皮鞋，拖着沉重的躯体一瘸一拐的走了。
那是四年前，我十八岁，刚从一所名不副实的汽修技校出来，在H区的一个汽修厂里我一个表姐夫底下当了个学徒工，他是喷漆师傅，我跟着他学喷漆。
此后，我没有再见到杨雪，每当我下定决心要去上海的电子厂找她时，总有什么拖住我的后腿，想想还是等下次吧。
我在脑袋里努力回想，刚才身边有没有出现个这么个人，我只记得我们的左手边站着的是两个结伴的女孩，女孩的边上就是两个一米多高的大音响，那里不可能再站人。右手边是一个胖子，那胖子身体很宽，肚子圆滚滚的，肥头大耳，一张脸长得像只猎犬。难道那个人就躲在胖子旁边，用胖子的身体作为掩护来接近杨雪，她以为杨雪只是一个人吗？还是知道我和杨雪在一起？他站得离我们如此之近，到底欲欲何为？我本想转回身去查看个究竟，可是又不能把杨雪一个人丢在这里。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个人民广场的一个地下通道里。我到如今依然能记得那时她一脸的惊慌失措，湿漉漉的眼睛里充满恐惧和绝望，像只荒原上正在被猎犬追寻的受伤猎物。
第二天，杨雪谁都没有告诉，她一个人去火车站买了票，乘了当天晚上十点的火车就离开了。她只带了很少的行李，大部分东西都不要了。她想过去再重新置办。像我们这样四处漂泊的人，离开哪里，都要丢掉一些东西，才能轻装上阵。有时候是床铺、被褥，笨重的锅，易碎的碗，老旧的电风扇，有按摩功能的洗脚盆，有棒球棍图案的脸盘，牙刷，过时的搪瓷口杯，用剩一半的牙膏，袋装的洗衣粉，肥皂，二手家具店淘来的电冰箱，小型洗衣机，可以活动的穿衣镜，电脑桌椅，几本旧书，散架的旧衣柜，过时的衣物，丢失一只的拖鞋等等。它们的命运有的会被后来的人继续使用，有的进入了城郊的二手旧家具市场，而它们大多都走向了垃圾池、火葬场。它们被轻易的消灭掉，抹掉我们曾经来过的痕迹。然而那些被我们呼吸过的空气，衣橱里的气味，墙上的划痕，门背后的一根钉子，灶台上的一块污渍，碎掉一只角的地板砖，这些也能被轻易抹除和填塞吗？杨雪告诉我说：佳，我走了，听我的劝告，你就暂时先不要过来找我了，我不想你受到伤害，不想你因为我而卷入麻烦。我先过去安顿好，相信我，我会安顿好一切的，不是吗？
那天是五月小长假的第二天，厂里面放假了，里面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所有人都回家了，只留下一个住在破烂的红砖砖厂房二楼一排房子中的一间的钣金师傅来看厂，钣金师傅白天一大早就开着小车带着老婆儿子回老家了，只到晚上才回来。
我的脚底发麻，血往上涌，感到一阵没来由的紧张，我紧紧捁住身旁的杨雪，我怕她会突然倒在地上去，一边屏住呼吸，默无声息的盯着对方死鱼一样的双眼，我发现他的眼白盖住了大部分眼睛，两颗眼珠子毫无生气，像两颗镶嵌上去的白色玻璃弹子。那张薄成一条线的嘴唇在离我三公分的面前启动道：“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暗地里干的那些勾当，等着瞧好戏吧。”说完又偏向杨雪的耳边去耳语道：“你逃不掉的。”这时我猛地用肩膀狠狠朝他的胸口撞去，把他撞歪向一边，他重心不稳一个趔趄倒在了地上，却在地上冷笑着看着我们，我朝他脸上吐了口唾沫，又一脚踢在他的小腿肚上，他像条死狗一样在地上一动不动。我回身过来，眼看着绿灯就要走完，我用力拥裹着杨雪朝对面走去。我们为了预防被跟踪，在附近逛了一圈才进巷子里面去交钱，可是进去一半时才发现情况不妙，他们几个提前来交钱和收钱的已经被四五个便衣和一个穿制服的警察拷上手铐带出来了，和我们正面闯过，我们已来不及躲闪，只得硬着头皮往前走。我们装作是附近租房子的自顾自的往里走，目不斜视的从他们旁边经过，尽量不引起他们的注意。我心想这肯定是被人举报或是有人报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