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刘勰的高明之处并不止于此处，他还详细列举了鉴赏者存在的三个毛病: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
直到萧统的出现，陶渊明才算是碰到了知音。萧统说:“余素爱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字里行间都真诚地表达了对于陶渊明由衷的敬仰。此外，萧统最早为陶渊明编集并作传，采集他的八首诗入《文选》。从此以后，陶渊明总算在文学史上有了一席之地，但此时，距离东晋已过了三个朝代 ，历时一百年。其间经历了多少辛酸与误解，不言自明。
在前行的道路上，还需要时不时停驻脚步，思考一下自身的定位。
这一点，我想对于写作的人，尤其是闷在书斋里的人，至关重要。
这段话并不难懂，归根到底是在告诉我们，读者与作者的关系，类似于知音。倘若遇到好的知音，能够鉴赏文章，也就不会导致好文被埋没。
再详细列举，会发现那些璀璨的文学之星也曾经有过顾影自怜的时刻。孟浩然屡试不第，漂泊无依；柳永不得不奉旨填词，未来之路幽暗如漆；姜夔对自己无所成就的人生始终无法释怀；孟郊一生怀才不遇，自伤自怜……
写作，是一件耗时耗力的事情。热爱写作，需要充足的理由。比如说，是为了愤怒的宣泄，愤怒出诗人嘛；又比如说，为了证明自己在人世的存在，我写故我在嘛；或者，还有一种人，比如余华，热爱写作，只是因为它给了人更多欲望、更多的想象力、更多的情感。
下午的时候有简友询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到底该如何选择题材？在我看来，叫好不叫座是个挺大的问题。”看得出来，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应该是心存疑惑的。而这简单的两句话，却不觉撩拨动了我沉寂的思绪。
好在，到了近代，王国维先生给予了渊明的文学成就以精准的评价。王国维曾说“天才者，或数十年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助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透过这段评价，渊明也算遇到了难得一觅的知音。
那么，是不是只有当今新时代的我们，会遇到这样的困惑呢？当我们走进历史的长廊，会轻而易举地发现，类似的尴尬，古人也遭遇了不少。
清代出了两个著名的小说家:蒲松龄和曹雪芹。俩人写作的时代，没有出版社，没有稿费和版税，更没有这样那样的奖项，写作甚至成为了一件寂寞和被人耻笑的事情。可是，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终于写成了伟大著作《红楼梦》。而蒲松龄数十年如一日的写作，终于成就了他“刺贪刺虐入木三分，写鬼写妖高人一等”的艺术境地。
我是爱读李煜的文章的，文章憎命达。也许正是悲催的人生遭际才催生了一代伟大词人。李煜在诗中抒发的情感太过炽烈，以至于感染了千年以后的读者。这样的文章，这样的诗歌，简直是在用生命谱成的一曲悲壮的歌。不消他本人去拼命言说，早已赚了后人成筐的眼泪。试问，这样的文章，还需要庸人自扰般地担忧叫好不叫座吗？
因而，今昔对比，成为他文中常见的意象。无论是春花秋月、风声雨声，还是落红残花，都能让他感受到生命的无限哀戚。
众所周知，李煜是五代南唐的国主，因而被称为李后主。他的一生可谓是坎坷不平:在宋兵攻打下金陵之后，他被作为俘虏送到汴京。从此以后便过着以泪洗面的生活，最后悲催到连怀念故国都不得，一杯毒酒带走了这个误投胎皇家的多情词人。
以上几点弊病，在我看来，都是导致读者不能对除了自己以外的文学作品作出真诚的理解和客观公正的评价的重要原因。
可是睿智旷达如王维之辈，对待陶渊明尚不能做到完全理解。他否定陶渊明从彭泽令上辞官归去，认为他完全是自讨苦吃，是“忘大受小”。因而，王维也很难成为渊明文学上的知己。
我想，这个问题，其实在不经意间已经涉及到了“知音”层面。对于“知音”这一问题，当属南朝文学评论家刘勰讲得最为清楚。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显赫地位。《知音》篇也收录在其中。
毕竟，写作是一条比人生还要漫长的道路啊……
所以，真正的文学是不怕埋没的，优秀的作品总有人慧眼识珠。时间，会来检视一切。我们需要做的，不过是低头默默耕耘。
李煜在词中沉吟道:“四十年来家园，三千里地山河”，字里行间充斥着沧桑感，而他也常常从梦境中被唤醒，一个人在孤寂的夜里独自品味着屈辱和痛苦。
这个中辛酸，更与何人说呢？
大千世界，人声鼎沸，我们只能在一隅低语。写作，俨然成了直抒胸臆的刀和笔。但是，要时刻牢记，不要轻浮急躁，耐住性子，以我手写我心。时代发展越快，我们就要越慢。
作为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有着“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称号的陶渊明，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举重若轻的，甚至是无人可撼的。而他也影响了王绩、孟浩然等一大批优秀诗人。
当今文学果真是处于一种“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境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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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通读诗书后不难发现，一些真正了不起的书、了不起的作家，他们总有一些共同特点，一般来说，在精神上非常自尊，不把自己看得那么廉价。在清贫中耐得住寂寞，时时刻刻以自我的初心为导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