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先生，我受朋友之托，特意到爱尔兰，邀请你到北京参加一个文学探讨会，这是邀请函，请过目。”我把邀请柬递给杜威先生。
七十高龄的杜威先生坐在轮椅上，颤抖着手，紧锁着眉头，接过邀请柬，没有说一句话。
杜威先生的妻子维利亚扶着轮椅，笑着问：“秋先生，什么内容的文学探讨会？”
“主要探讨战时文学，尤其革命文学。”
“哦！”维利亚拉长了声音，点了点头。
我又进一步说道：“杜威先生，临行时，我朋友特别交待，杜威先生在抗日战争曾经遍访中国，曾到过南京，也到过延安，并为中国抗战写过很多报道，在外国学者中，您是中国革命文学见证人，所以希望您能出席这次探讨会。”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八时四十五分我到达香港，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早上七点五十三分我离开南京。”杜威先生一字一顿的说，他的眼睛深邃，记忆准确，。
“这样说来，杜威先生在中国待了六年。”
维利亚说：“他对中国怀着很深的感情，回爱尔兰后，他依然关注着中国。杜威常说是中国人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化，他对中国‘仁者爱人’极其推崇。”
“谢谢你们对中国的关注，所以这次务必走一趟中国，一方面参加我们的文学探讨会，另一方面再次见证中国的发展。”
“哎！虽然我们关注着中国，但是我们并不了解中国，有些事曾让杜威伤透了心。”维利亚直言不讳地说，“一九四七年，当我们在呼吁世界和平时候，你们中国却打起了内战，所以当时杜威才不得不离开中国。”
我低下头，保持沉默，无论什么原因，这也是件伤心的往事。
“一九六七年，当杜威致力研究中国孔家文化的时候，中国在进行着一次大规模的砸孔庙运动。”维利亚低垂着眼睛说，“显然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
我无法再保持沉默，辩解道：“那是时代的原因，我们无法回避，只能说深表遗憾，可是过了这些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那里的亲人值不得相信，那里的人民也值得不得相信。’这是你们华人获诺贝奖作家说的话。”
“事情不是这样的。”我百口莫辩，但是我又能说什么呢，高行健回忆录里就这样写的。
“中国的宗教、民族也有很大的问题，这是华人获诺贝尔和平奖民族宗教人士的话。”
我知道这是“活佛”的话，我只有据理力争说：“真的误会了，中国并不是这样的，这些话都是有些人别有用心，他们想制造民族矛盾，想分裂中国。”
“中国的社会治安也并不好。”维利亚见我还要反驳，从书柜里翻出一扎光碟递给我，光碟的内容是《古惑仔》，以及一些现代版功夫片。
物证面前，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说：“这是影视作品，况且这以香港作为背景。”说到这里，我打住了，因为香港也是中国的香港。
“秋先生，尽管杜威一直期望回中国看一看，但是为他的安全，我不同意他这趟中国之行。”维利亚咬着牙齿。
“中国社会很安定，我看你们对中国误解太深，正因为如此，你们更应该走中国一趟，消除误解。”
“杜威，你认为呢？”维利亚关心的注视着杜威，从那双担忧的眼睛里，我明显可以看出，她希望杜威拒绝我。
“维利亚，你知道的，中国是我永远的心结，如果我在逝世前不走一趟……”杜威顿了顿，不愿再继续讲下去，他把头转向我说，“秋先生，你什么时候离开爱尔兰前往中国，我愿意与你一起前行。”
“当然越快越好。”
“好，我们立刻动身。”杜威先生斩钉截铁地说，“秋先生，临行前，我和妻子还有几句话要说，你在门外稍等片刻。”
我点点头，道了礼后，退出了门外。
站在门口，我听到维利亚感伤的话音：“杜威，我们结婚五十年了，我知道你决定的事情绝不轻易改变。”
“维利亚，我知道你会支持我的，如果我这趟中国行遭到不幸，记得把我骨灰火化后洒在后山的百合花下，遗嘱我会写好放在私人律师那里。”
“杜威……”我能感觉到维利亚的泪水。
一刻钟后，杜威先生吃力地转动着轮椅来到了门外，我看见他眼睛里含着泪。他到了我跟前简短地说：“秋先生，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