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春光乍泄》
毕业后我也来北京了，可是却怎么也找不到八年前的你了。
那一天，我站在渤海海岸，忽然想起了《春光乍泄》里黎耀辉站在瀑布下所说的那句话——“我始终觉得，站在这里的应该是两个人。”
你说北京没有海，如今我信了。
……
我终于见到海了，你呢？
叮当是高一下半学期转到我们班来的。听说她是从北京回来的，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所以必须回来户籍所在地高考。以前总觉得从小在哪生活、长大，就是哪里的人了，殊不知，真正判定你是哪里人的，不是生你养你的地方，而是户口上的寥寥几字。
叮当长得高高瘦瘦，单眼皮，一头细碎的短发，乍一看像是漫画里走出来的清俊少年。那时候流行中性美，女生对短发高冷的女生形象比对男生还热情高涨，本以为叮当要成为我班女生票选出来的新“男神”，结果丫的一开口就浇息了我班女生的全部热情——甜腻的嗓音、俏皮的虎牙直接暴露了她的娘炮属性。
高一时，学校要求强制住校，一周只放周日那半天假，叮当被分到了我们宿舍，成了我的上铺。我上铺平时是我们七个放杂物的地方，经过一学期的相处，我们宿舍的七个女孩儿已经有了一定的默契，不想多出一个陌生人来打破这种平衡。寝室长小英更是号召大家都不要理她，给她个下马威瞧瞧。
可谁知，叮当来后，小英第一个败下阵来。眼看老大阵地失守，我们这群小喽啰自然也没坚持的必要了。
要怪就怪我们这些穷乡僻壤长大的孩子没见过世面吧，在叮当带来的各色糕点中全军覆没。
我们所在的高中，是当地的重点高中，管理的非常严格，有三条高压政策：一是不许带手机，二是不许打仗，三是不许早恋。
对于前两条的界限我们尚能分辨，但是第三条却成了男女生的分水岭。那时候，男女生之间避如蛇蝎，偶尔一个眼神交汇都好像特务接头一般。因为学校规定，如果男女生交往过密，则会被开除学籍。至于什么算“交往过密”呢，就是
不许男女生交头接耳、不许男女生有肢体接触、不许男女生同坐一座……
时间一长，男女生之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分水岭。不过也有水性极好的同学按捺不住青春的荷尔蒙，这个时候就顺势而生了一种特殊的群体——“举报小分队”。为了加大管理力度，学校号召同学们对男女生的“不法现象”进行举报，举报成功者视情节严重性可获得200—800元奖励。这对我们这些一穷二白的高中生来说可是一笔“巨款”。
这些人隐于无形之中，也伤人于无形之中。学校广播里隔三差五就会响起男女生交往过密的通报批评。我不禁怀疑有人靠高中三年的举报机制发了家，一毕业就顺利攒下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叮当刚转来时不懂这些隐形人的厉害，有一次央求一男生帮忙抬水，被有心人告了状，幸好调查之后发现是一场误会，还了她清白。不过自此之后，叮当就自动划归为女生战队，与我们一样，视男生如蛇蝎。
对她转变的能如此之快，我深感欣慰。
叮当喜欢美术，柜子里一堆颜料，却从不见她动笔画过一幅画。除此之外，最多的就是美瞳。学校管得严，不让化妆，不让戴饰品，她就暗戳戳地换着美瞳戴。那时候美瞳刚刚流行，还是个稀罕玩意儿，她带的都是小众的颜色，我最喜欢的是一款灰褐色的美瞳，她戴着像精灵一般好看。
后来，由于上下铺的关系，我和她渐渐比宿舍的其他几人走得近了些。晚上熄灯后，我经常支着小课桌，就着台灯写小说，而她就穿着她的那套机器猫的睡衣坐在我旁边看我写的小说。她说我胡编乱造的故事没劲，要把她的故事说给我听，给她写本传记。我说，传记都是给死人写的，给她写太早了点。她不肯，日日夜夜地缠着我，给我讲她的故事。
她把她所有的事都说给我听，给我讲她在北京的家，讲她以后想做的事，甚至连她月经初潮是几岁都告诉我，却唯独没有提起过她的父亲。她说她的母亲对她很好很好，又当爹又当妈地给她拉扯大，以后一定要好好孝敬她。
我没有问她，她的父亲去了哪里，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生活。因为那时，我从她的眼底第一次读到了“落寞”这两个字。
原来，一直爱笑的孩子未必都是快乐的。
高二分文理科，所幸我们都选了文，又被分到了同一班。临近寒假的时候，她天天盼望下雪。她说北京很干燥，冬天很少下雪，回到东北最大的愿望就是看见一场鹅毛大雪。另外，还想试试在冰河上溜冰。
那个时候我家住平房，不远的地方有条西大沟，一到冬天就会结冰，我们这些住在附近的孩子就会去冰河上抽冰嘎、溜冰刀。我答应她，在她回北京之前带她去我家附近溜一次冰。
那是我第一次邀请高中同学来自己家玩。那个时候我有些自卑心理，因为班上的其他同学家基本都住进了楼房，只有我家还住在偏远的平房区。有同学一问我家住哪里，我都会谎称住在楼房的爷爷家是我们家，并且说爷爷很凶，不喜欢同学去我家玩。其实爷爷是个很慈祥的人，难为他为我背了很长时间的黑锅。
周日下午，带她回我家的时候，我生平第一次那么紧张，生怕她因为我的家庭条件而疏远我，或者轻视我。毕竟她是从紫禁城回来的人，见惯了“大场面”，怎么会把我家这个小破屋放在眼里。
可谁知，到了我家之后，她却由衷地感到羡慕，还说住平房多好呀，隔壁就是邻居，出门就是天地。不像楼房，四周都是墙，隔着远山也隔着心。
我笑她小小年纪故作深沉。她却漾开了嘴角，露出明晃晃的小虎牙，一口一个“死孩子”的叫我，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
后来，我们那片的平房因为拆迁被扒了个干净，盖起了一栋栋楼房，我们家也如愿以偿地搬进了新楼。刚开始的几年我满心欢喜，恨不得把玩得好的小伙伴都邀请到家来开个联欢会，可是又过了几年，不知为什么，我格外想念儿时家里的菜园子、硬邦邦的火炕、还有厨房里放的那口酸菜缸。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北京，不禁感慨北京的酸菜真贵啊，10多块钱一袋，一袋也就一斤，只能吃一顿。小时候我家一到冬天就会腌上一整缸的酸菜，两三百斤的白菜才几十块钱，一吃就是一冬天。
我和叮当的感情在那个寒假里迅速升温，即使分隔两地，也坚持每天通话。过年时，她说北京那边空气不好，城里限制放烟花和鞭炮，我说放炮也没啥好的，自小年往后，直到正月十五，每到饭点便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想睡个午觉都不行。还有没完没了的串门，一到过年家里就闹哄哄的，搞得人心烦意乱。
她又说我小屁孩，身在福中不知福。其实，我知道她在北京只有她和她妈两个人过年，比较冷清，故意这么说也是为了让她好受些。
再开学，我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她喜欢称我为“老公”，我就叫她“娘子”。之所以我是“老公”，而她是“娘子”，是因为这厮格外喜欢撒娇，最爱捧着我的一只手臂不撒手，甩都甩不开。而我虽看起来长得像个萌妹子，却脾气倔强，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别扭家伙。
春天时，她忽然说想去看看海。她说她从小一直在北京生活，从没见过海。我问她北京不是有个后海，她笑了，说后海不是海。
可是我们那也没有海。为了不让她失望，我带她去了我的秘密基地。那个时候我刚学会骑我爸的踏板小摩托，从没载过人。她坐在我身后兴奋地大叫，说是第一次坐摩托车，高兴地坐在我后面唱《哆啦A梦》的主题曲，我把油门加大，耳边是呼啸的风和她跑调的歌声，我也受她感染，忍不住跟着她一起唱：
心中有许多愿望
能够实现有多棒
只有哆啦a梦可以带着我实现梦想
可爱圆圆胖脸庞
小叮当挂身上
总会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给我帮忙
到想象的地方穿越了时光
来我们坐上时光机
嗯嗯嗯
哆啦a梦和我一起让梦想发光
每天过得都一样
偶尔会突发奇想
只要有了哆啦a梦欢笑就无限延长
快乐时与我分享
难过时陪在身旁
掏掏它的神奇口袋就能把烦恼遗忘
找传说的宝藏冒险到远方
看我的任意门
嗯嗯嗯
哆啦a梦和我一起让梦想发光
嗯嗯嗯
哆啦a梦和我一起让梦想发光
……
很多年后，当我坐在北京的某座写字楼里，偶然间从一个歌单中听到了这首歌时，思绪忽然就好像坐上了时光机，穿越回到了那年春天的那条田间小路，总感觉那天的阳光和煦温暖的不像话，她那五音不全的歌声都变得悦耳动听了起来。
我的秘密基地是一个类似山谷一样的地方。说是山谷，其实是人为挖成的大土包，这边的土地黏性很高，总有人过来一车一车地挖。春天雪化的时候，中间凹进去的土地上会形成类似河流一样的地方，阳光一照晶亮晶亮的。
看到这样的景色，叮当戴着灰褐色美瞳的眼睛都亮了起来，我心里顿时有种被理解的欢喜。我告诉她有愿望的话可以对着前面的山吼出来，如果有回音的话，说明老天听到了，答应会帮你实现。
她看了看不远处的山包，又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知道这种骗小孩子的把戏是决计骗不过她的，脸微微有些红，正准备接受她的责难，谁知她却猛吸一口气，大喊了一句，“我要和月月成为永远的朋友——”
我心中一暖，假装回音的声音，连喊了几声“永远的朋友——朋友——友——”
她指着我笑得前仰后合，我也跟着她笑了起来。我们的笑声回荡在“山谷”，像是两个快乐的小疯子。
那是我第一次看她笑得那么开心，也是最后一次。
她的成绩不好，打算考艺术生，因为要去学美术课，渐渐地在班级里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高二下学期开学时，班里重新调整了下座位。她个子高，与另一个短发女生凑成了一桌，坐到了最后一排。我个子矮，坐在第一排。阳光好时，经常能看见老师喷出的口水喷雾，因此，我的课本基本上是不敢离手的。
因为距离太远，我和叮当上课时很少传纸条了。她和她的同桌的感情逐渐升温，中午吃饭时，我们从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
她们两个共同兴趣很多，两人一起聊动漫、聊韩剧，这样的话题我通常是插不进去的。看着她们，我有时又不禁产生一种错觉，总觉得其实我并不了解叮当，我知道的只是她众多面孔中的一面。
我很排斥出现在我们中间的第三人，为此经常和叮当闹别扭，甚至多次写信给她，告诉她我多么怀念我们两个形影不离的那段时间。刚开始，叮当都是耐着性子的哄着我，告诉我那个女生很孤单，而且她们也谈得来，不想失去这么个朋友。
每次听她这么说，我都会非常恼火，我总以为真正的好朋友有一个就够了。所以，自从和她感情变好以后，我便自动疏远了其他朋友。当知道她不是这么想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被背叛的感觉，为此经常和她冷战，逼她做出选择。
我曾以为当我全心全意对另一个人好的时候，她必然也会感念我的好，也会同等的对待我。后来我才知道，付出未必是等价交换，如果你付出的初心是想要获得同等的回报，那么结果必定会事与愿违。
高三不强制住校，我家因为拆迁搬进了楼房，让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刚开始，我其实是舍不得离开宿舍的，因为毕竟偶尔叮当回来时，还是会住回寝室。可是苦读寒窗十二载，一到高三，每个学生都把高考当成生命中的头等大事。渐渐地，我们宿舍那几个人也开始熬自习室，通常是晚上学到一两点，第二天五点多又爬起来上早自习。看着她们都在努力，我也没法安心睡觉，硬着头皮跟着她们去了几次。可是我的身体实在熬不住这么高强度的学习，没几天就犯了偏头痛，连拐着半边的牙和耳朵一起生生地疼。
我实在熬得没办法，就搬回了家住。没有了她们做对比，我也自由地规划了我的学习时间，学多学少全凭个人状态。别看比住校时闲散，但是效率却提高了许多。头也不疼了，因为伙食变好，人也胖了一圈。
只是，我与叮当的联系更少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差不多一个星期没有说话，好不容易等来她回学校，我想真诚地找她谈谈。
那天，她的每句话都好像精心打磨过的电影台词，每句话都精准地、适时地、重重地刺在我毫不设防的心上。那时我才知道，伤害你最深的，往往是最了解你的人，因为她知道你的七寸在哪，只需一招就能轻易地要了你的命。
她说我占有欲很强，总是限制了她和别人在一起。她是喜欢自由，喜欢多交朋友的人，和我在一起因为要顾及我的感受，总是勉强自己。
她说，和我在一起很累。
她寥寥数语将我满腹委屈全都堵在了心口，我再也说不出让她“回来”的话。我忽然意识到，那个陪我一起溜冰、一起骑摩托车、一起对着山谷许愿的叮当，在不知不觉间，被我弄丢了。
那一刻我什么都说不出口，我被一种巨大的悲伤裹挟着，却落不下一滴泪来。那时，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答应她的传记，我还没有写好给她。
不过，看来她也不需要了。
那一阵子，我总是陷入愧疚与怨恨的情绪里。我一方面为自己的自私而愧疚，为自己亲手推远了这么个朋友而惋惜；另一方面又觉得叮当背叛了我，甚至可能欺骗了我，以前总觉得她什么都说与我听，我们的关系就比任何人都要近。或许，我根本就不了解她。
我也有自己的小骄傲，她不理我，我便不理她。她广交好友，我就左右逢源，渐渐地，我也有了聊得来的新朋友。只是偶尔视线落到她身上，看见她明晃晃的小虎牙却不是对着我时，我的心脏仿佛被什么刺了一下。
她也并不是完全不理我，偶尔“狭路相逢”，她也会正常和我打招呼，就像我们从未疏离过一般。我也不想落到她下风，让她认为我是个十分小气的人。她怎么待我，我便同等待她。
也许真的是课业太过繁重，让我无暇去想其他，每天除了学习，就是大脑一片空白地发呆。等我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叮当已经很久没在学校出现了。
高三的最后一个学期，我终于忍不住开口问叮当的同桌她怎么没来学校，她说叮当回北京了，等高考的时候回来考试就可以了。
她悄悄地走了，没有和我道别。那一刻，我感觉鼻子酸酸的。
高考时，我没有见到她。考试期间，想到她可能也在学校的某间教室，我格外期望能够与她不期而遇，很想对她说句“加油”。
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我在估分和选择大学专业的惶恐与纠结中度过，所幸实际成绩与我预估的只差一分，我也如愿地被东北的一家师范院校录取。
进入大学，就好像迈入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我有了像是“大人”一般独立自由的新生活，也有了新的交际圈，认识了许多的新朋友。
大学宿舍依旧是八人寝，巧的是我的上铺居然与我来自同一个地方。她有颗小虎牙，笑起来脸颊上有两个深深地酒窝，第一次见她笑时，我有一瞬间的恍惚。不禁想起高中宿舍的上铺，那个总喜欢穿机器猫睡衣的短发少女，也有这样一颗小虎牙。只是大学的这个上铺，长发齐腰，看起来淑女多了。
大一下学期时，我忽然接到了一个北京的号码。那一刻，我的心狂跳了起来，因为我认识的“北京人”只有一个。
是她。
电话刚接通时，我们都有些尴尬，毕竟已经很久都没有联系了。寒暄了几句之后，她告诉我，她留了长发，现在与大她七岁的代课老师在谈恋爱，他们感情特别好，她特别爱他。
我静静地听，并真心的祝福她，羡慕她谈个恋爱都这么惊世骇俗。可是听着听着，不知为什么，竟然流下了眼泪。
她问我答应她的传记什么时候能写完。我说写不完了，传记都是给伟大的人写的。她这么平庸，没什么好写的。
她笑了，这一次却意外的没有反驳我。她说我说的对，她就是那么平庸的一个人啊，没什么好写的。
挂掉电话前，她让我一定要好好的，希望我能和她一样幸福。我满口答应，催着她挂了电话。
挂断电话，我呆坐了很久。想起高一时的寝室，挂着窗帘，开着台灯，我写小说，她读小说的默契无言；想起飘着鹅毛大雪的那天，我们一起在冰河上手舞足蹈；想起那个田间小路，我载着她，她唱着《哆啦A梦》的主题曲；还有我们在山谷间指着对方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