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注意，周太王在决定迁徙前说，“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朱子注曰：“土地本生物以养人，今争地而杀人，是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也”。再对比孟子说“不仁哉，梁惠王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便能体会到周太王有一颗仁爱忠恕之心。
孝、义有大有小，仁爱也有大小深浅。齐国攻打鲁国，孔子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周太王完全可以选择深凿池高筑墙，号召臣民拼死抵抗，守卫先祖留下来的这块土地。土地为民生之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维护姬姓社稷，也是爱民的表现。但毕竟以社稷为贵，其民次之，或者说此是以胸怀社稷的格局爱其民众，其民便为社稷之民。周太王说“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乃是以民为贵，社稷次之，以胸怀天下的格局爱其民众，其民则为天子之民，王者之民。
“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孟子之用心，众人是难以心领神会的，我们看朱子的解读，就比较深刻。朱子曰：“盖迁国以图存者，权也；守正而俟死者，义也。审己量力，择而处之可也”。朱子又引杨氏之言曰：“孟子之于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礼之正也。至其甚恐，则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无大王之德而去，则民或不从而遂至于亡，则又不若效死之为愈”。
宜乎众人以亚圣为寡谋也！一般人读这两章，均会认为孟子没有谋略，没有智慧，也缺乏胆识。
朱子引二程门人杨氏之言曰：“孟子所论，自世俗观之，则可谓无谋矣。然理之可为者，不过如此，舍此则必为仪秦之为矣”。
齐国咄咄逼人，形势急转直下，不久把滕国附近的薛国给吞并了，且在薛地筑城，有攻打滕国的迹象。滕文公又问：“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大敌当前，孟子不作正面回答，而是把周朝先祖太王受狄人侵扰，从豳地迁移到岐山的一段历史讲给滕文公听，用意何在？
孟子为滕文公指明一条路——求之在我。孟子曰：“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朱子注曰：“国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国，至于民亦为之死守而不去，则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言有国者当守义而爱民，不可侥幸而苟免”。在事齐与事楚之间做抉择，费尽心思，不过是寻求侥幸以苟免。地利不如人和，开凿城池、高筑城墙，倒还是在其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才是根本。
周太王从豳地迁移到岐山，非择而取之，确实是“不得已也”，事之以皮币、犬马、珠玉，皆不得免。周太王虽不能以仁义之道御“势”，但可以顺“势”而行仁义。孟子曰：“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智”通“知者利仁”之“知”，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既然是“利仁”，那么所谓“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智”就不是法家、纵横家那一类智谋。“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注意，孟子不说“畏大”而说“畏天”，“畏天”二字吃紧！“畏天”与“知者利仁”相呼应，“畏”非畏惧，而是敬畏，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还要特别注意，周太王说：“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周太王居豳地积善行仁，众望所归，假如周太王觉得豳地乃“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应该“效死勿去”，深凿池高筑墙，民众一定会一呼百应。且不论战争胜负如何，但太王不愿意民众为姬姓社稷做出牺牲。“二三子何患乎无君”，这是真正的贵族精神！周太王对自己的臣民持绝对开放的态度，有强敌入侵，允许臣民受时势所迫而投靠对方，如有王者推行仁政于天下，更赞许臣民去归附。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孟子身在齐国，胸怀天下，居天下之广居，行天下之大道，说服齐宣王保民而王，不是为了成就齐国霸业，而是心系天下万民，欲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
2.14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
前一章，滕文公问：“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答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齐楚两霸争斗，滕国是个小国，夹在中间很为难。“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侍奉齐国会得罪楚国，侍奉楚国又会得罪齐国，到底该投靠哪个国家以寻求保护呢？“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以仁义之道游说诸侯，不愿为管仲、晏子，更是把公孙衍、张仪之流所施展的纵横捭阖之术斥之为妾妇之道，滕文公问该如何审时度势，孟子当然不可能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孔子教导曾子“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因为曾子为其父之子，也为天子之民。曾子“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士为知己者死，知己愿意为你去死，说明你已经够仁义了，如果你不忍心让你的知己为你而死，道德境界则进一步得到升华，可谓仁至义尽。
孟子列举两个以小事大的例子。獯鬻为狄人，蛮横无礼，无论从文化还是实力上说，均不及吴国。但从德行上考察，“大王事獯鬻”远高于“句践事吴”，此不可不察。句践所畏者，吴国国势也，“畏”即是“惧”。太王所畏者，天也，非獯鬻也，“畏”落在“敬”上，由畏天而敬天保民。周太王彼时虽没有王者的事业，也做不到“仁者无敌于天下”，但有王者之仁心，有胸怀天下的格局与气度，如孟子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
西周以及春秋早期，参与战争的主体还是贵族。到了梁惠王所处的战国时代，为了争夺土地与城池，以至实现称霸天下的野心，梁惠王决定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他首先将八竿子打不着的老百姓送上战场，四面树敌，结果大败而归，为了报仇雪恨，不得不驱其所亲爱子弟以殉之，孟子所谓“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孟子前后给出了两种选择，请滕文公“择于斯二者”。其一，筑城死守，其前提是滕文公“守义而爱民”，民众觉得滕国属于全体滕国人的，而不是国君一家一姓所有，才会心甘情愿死守而不去。其二，“君如彼何哉”？打又打不过齐国，那么，就向周太王学习吧，迁国以图存，以空间换取时间。但如果没有周太王的德性，民众不跟着走，滕文公不就成了孤家寡人了吗？
孟子曰：“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仁者安仁，以大事小，王弼所谓“乾吉在无首”；知者利仁，以小事大，“坤利在永贞”是也。后人不识周太王之事獯鬻，孟子在魏国、齐国宣扬“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后世学者也难以领会孟子之良苦用心。“其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竟然批评孟子不尊周，可谓鄙陋至极。
朱子以前者为“正也”，认为“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专，但当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国君死社稷之常法”。认为后者为“权也”，因为实力悬殊，打不过人家，为了国脉的延续，不得已而迁徙到别处另谋发展。然而孟子认为滕文公向周太王学习乃是“强为善而已矣”，与游击战争那种打不赢就跑的所谓策略有着云泥之别。朱子可谓知“迹”而不知“心”，只看到周太王迁国以图存，没有领会周太王的发心。
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无论是选择事齐还是事楚，均是“求在外者也”，必然会被“时”与“势”所裹挟，如风吹飘絮，雨打浮萍，滕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安宁。
滕文公向孟子咨询，到底该结交齐国还是楚国？应为滕国谋划外交时，孟子却告诉滕文公要据城死守，不惜决一死战。当齐国势力逼近滕国，战争似乎真的来临时，考虑到滕国根本不是齐国的对手，孟子又来一句：“君如彼（齐国）何哉”？劝慰滕文公可以效仿周太王弃城而走。
周太王深深地爱着先祖留下的这块土地，但更爱自己的百姓，因为深爱着百姓，所以不忍心发生战争，便主动从从豳地迁移到岐山。狄人非其所爱，送给狄人皮币、犬马、珠玉乃至土地，不得已而为之。但自己选择主动撤退，客观上也避免了对方的流血牺牲，可谓“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