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有三次死亡。第一次是你停止呼吸的时候，这一次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第二次是举行葬礼的时候，这一刻你的身份将被这个社会上抹除；第三次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死去，这一刻才是真正的死亡。从此以后，不会有人知道你，来过。”
世人多遗忘，而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万般皆是命？
2011年5月26日上午，适逢高考临近，当时的我正在教室上着课，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震耳欲聋，一瞬间，大楼颤动，玻璃摇晃。
其实在那一刻，我并不以为意，我来自一座小县城，中学那会县城房地产开发正兴起，建设所需石材往往就近取材，所以周边经常性的炸山，在学校听到爆炸声也就习以为常。
当时东方卫视的新闻报道
虽然高考临近，但中午我还是有看新闻的习惯，第二天，在寄宿的房东家里，看到东方卫视播报了一条简讯，事关前一天的那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当时新闻说的是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后，坊间开始传言是有人对政府不满，用炸药炸了区政府。
更重要的是，对于，身处高考重压之下的我而言，关心学习远比关心一个人的死重要的多。
关于高考的故事我们听的太多，家长排成人墙来封路“护考”，不让电动车的喇叭声干扰考生；家长将消毒剂喷到池塘里，毒死制造蛙鸣声给考生添乱的青蛙；怕耽误孩子高考，全家人隐瞒病情，直至考试结束，孩子已来不及见最后一面……我也说不清楚，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高考之后，我顺利的考上了大学，虽然在得知自己毕业之后要从教时，我心中一片怅惘，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大学的大部分时光。大学毕业之后，阴差阳错之下，我再次来到了临川这座小城，这一次，我从学生变身为老师，上的还是学生时代最不喜欢的却总能考好的一门课，但是我还是很庆幸我在真实与虚伪之间寻找到了一种平衡，我经常说自己是“上错花轿嫁对郎”。
去年12月，我在备依法维权这一课时，有感于课本上的案例都太过“简单”，都是某某权利被侵犯了，然后拿起法律武器，轻轻松松顺利维权成功。可真实的世界，往往不是这般非黑即白，简简单单。
所以我想用一些更“特别”的案例，展现一个更真实的世界，以及一些更严肃的思考。
在网上检索案例时，我无意中发现了“钱明奇”的案例，其中南方网有一篇近万字的深度报道，全方位的还原了整个事件，看完之后五味杂陈。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案例。
第一，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多年，但当年媒体环境更加宽松，媒体有深度报道，相对更加客观；第二，这个案例发生在我们身边，是我们身处的这座小城历史的一部分，那里有我们的过去，也映射着我们身处的时代，更有可能预示着我们的未来。当然，更主要的是，这个案例的复杂和深刻，呈现的是一个复杂的中国社会，极具教育意义。最后我单独用了一节课来讲述这个案例，并请同学们分享他们的观感。
我在讲述这个案例之前，为了避免因往事重提给学生造成伤害，所以提前询问了班上学生有没有与这一案件有关。所以，接下来，我在回溯整个事件时，如果给相关当事方造成困扰或与事实有出入的，可以与我联系，我将删除这篇文章。
以下资料全部整理自公开的新闻报道。
事发经过
2011年的5月26日清晨，钱明奇驾驶着一辆面包车驶入检察院，停在检察院大楼的前门附近。有保安上前干预，他告诉保安去吃碗泡粉就回来把车开走。可是，钱明奇走后没有回来。9时18分，钱明奇放置在面包车内的炸药爆炸，检察院公务用车和外墙玻璃被震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从检察院出来之后，钱驾驶着另一辆面包车停放在区行政中心西楼停车场，保安徐看到之后让他开走，钱明奇告诉徐：“车坏了”。9时29分，面包车发生爆炸，巨大的冲击将一楼的楼板击穿，二、三楼严重受损，大楼颤动，甚至连第8层的玻璃窗都被震碎。
在区行政中心西楼上班的林芸（化名）听到了一声巨响，身体也从座位上弹了起来，她心一惊，以为发地震了。她赶忙从窗户探头往外面张望，满目烟雾，什么也看不见，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味。林芸不敢多想，匆匆关闭电脑，夺门而出。
检察院内爆炸半个小时后，钱明奇又驾驶一辆无牌照小汽车，进入临川区行政中心，将车停在西侧地库停车场。保安徐告知该处不可停车，要求钱明奇开走，他谎称车坏了，称办完事马上走。随后，他驾驶另一辆无牌小轿车，试图从东侧门进入地下停车场，但遭到保安何的阻拦。目击者称，钱曾朝何大喊：“赶快走，里面有炸弹，我和你无冤无仇，不想伤害无辜。”
爆炸威力巨大
事件中，中心西楼的外墙大面积损毁。在行政中心的保安何的左手被炸没了，死时身上只剩下一条短裤，情状惨不忍睹。而另外一位保安徐，事发时去阻止钱明奇装有炸药的汽车，也在这场爆炸案中身亡。
三处爆炸点
爆炸发生后，行政中心楼下，很快聚集了一批看热闹的人群，甚至人群中还传出了阵阵笑声，在现场的政府工作人员情绪复杂，“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被炸为何却遭此待遇，这背后的复杂民意，让人深思。
6月4日，时任区委书记傅清、区长习东森被免职。
一个是上访户，一个是地方官，他们的命运缘何交织在一起，钱明奇的遭遇又为何受到普遍同情，钱明奇为何将这三处设置为爆炸点，这里面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得从上个世纪说起。
大历史中的小人物
1959年，风云际会，钱明奇出生在风暴的中心—北京，父亲是北京铁路局职工，湖北人，母亲是江西人。那个年代，婚姻即政治，因为家庭出身不好，60年代，年幼的钱明奇被下放回原籍，随母亲来到她的老家章家村。经人介绍，钱明奇认识了邻村的朱冬金，后定下婚事。
钱明奇在村里也算个风云人物，发家的早，很早就在抚临路旁（现临川大道）建了房子，同村的人都说他是个很聪明的人，他最早是做电冰棺发家致富的，令人称奇的是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他，居然学会了根据冰箱的制冷原理改装电冰棺。30岁的大儿子钱寒勇，从十八九岁开始就在外打工，二儿子钱寒希在家跟着钱明奇做电冰棺生意，钱寒希负责租赁，钱明奇制造并出售电冰棺，为运送冰棺方便，两人各有一辆面包车。
钱明奇经历的第一次拆迁，与小城推进城市化直接相关。
80年代，国家城市化进程加快，为了贯彻“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总方针。国家开始实行市地级市管理县级市制度，地级市数量增加较快。在政策的指导下，原版是一地的抚州、临川，于1987年8月，根据国务院的批复，撤销临川县与抚州市，设立临川市（县级）。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建制调整直至1995年1月才正式实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连接原抚州市城区和原临川县上顿渡城区的抚临路突然变得重要起来，两地往来密切，政府决定对抚临路进行拓宽扩建。
1997年，钱家三间门面房在拆迁之列，按当年补偿标准计算，钱被拆迁的房屋补偿应该为460元/平方米，但实际上他只拿到106元/平方米的补偿费。在这次拆迁中，钱自认倒霉，拆迁进行的很顺利。除了赔偿款，钱家在抚临路鱼苗塘的苗圃地块还获得一块120平方米的安置用地。当时的鱼苗塘，离抚州城区和上顿渡城区都有数公里的距离，当时到处是水塘，不像如今这般繁华。政府肯定也未曾料想，城市发展会瞬息万变。
鱼苗塘大致位置（这一带现已被开发，楼盘林立）
2000年，政府要求房子统一建五层，比较美观，钱明奇按着政府规划要求，对这栋房子倾尽了心血和家产，又借了一笔债，花了共50万元，在安置地块建了一栋5层的楼房，包括地下室，总面积近700平方米。那时，建筑成本比较便宜，每平方米大约需要300元，但装修是一笔大投入，钱精心装修了房屋，外墙贴了瓷砖，屋内铺了地板，墙壁上贴了墙纸，添置了木质家具，这栋商住房一下成了附近一带最好的建筑。这一点也得到同他相熟的上访户证实：“钱明奇的房子造得最好”、“里面装修也最好”。 可见，其目的不像一般的拆迁户只是盖个框架，坐等政府拆迁获得拆迁补偿款，他是准备在此安家，没想过会拆。
并在当年，这栋房子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
钱明奇曾畅想若干年后，门前的临川大道成为城市的主干道，熙熙攘攘，临街的商铺生意兴隆。和他畅想的一样，这一切来的很快。
2000年，抚州地区撤销，建立地级市抚州市，临川市撤市设区，抚临路也改名为延续至今的临川大道，市人民政府驻地为临川区。
政府开发重心向原抚州城区和上顿渡城区之间偏移，临川大道两旁的大片农地水田受到开发商热捧，一改其荒凉的景象，房价由原先的每平方米三四百元，涨到2011年的每平方米3000多元，如今更是六七千。
可是好景不长，两年后的2002年，钱明奇再次收到一纸房屋拆迁决定书。繁华来得快，去的也快。
如果不是连续遭遇拆迁，钱明奇也许不会那么执著。
强拆之祸
这一次还是为了修路。
江西省发改委 “十五”交通运输发展重点专项规划，对“九五”交通规划做了个总结，认为“公路方面，还没有形成联系全省各设区市的高速公路网，公路主骨架基本上还没有与周边省份相衔接。公路网密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我省每万人拥有9公里，比全国低近2公里。公路等级低，结构不合理”。
基于这样的总结，江西省“十五”规划在发展总体目标中着重提出要加快公路网的发展，尤其是提出了“高速公路达1414公里，比‘九五’末增加1000公里”这样的硬性目标，相当于在原先该省的高速公路里程基础上翻两番。而像京福高速（温家圳至沙塘隘段）这样投资47.33亿元的大规模的公路建设工程，正是江西省“十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的重点项目。
2001年12月，京福国道主干线项目建设征地拆迁工作动员大会在抚州召开。江西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印发京福高速国道主干线温家圳至沙塘隘高速公路征地拆迁动员会议纪要的通知》（下称177号文件），要求沿线区政府在2002年1月20日前划定工程用地红线，当年3月底前完成征地工作，当年6月开工，2004年9月建成通车。这份会议纪要称，“沿线各级政府和征地拆迁办公室要坚决做到按时交付土地施工，不得因任何原因影响征地拆迁进度”。
而这一重点工程项目（与临川大道垂直相交）需要跨过钱明奇的新楼房。2002年5月，包括钱家在内的29户居民收到了房屋拆迁的通知。“因京福高速公路临川段建设需要，必须在2002年5月21日搬迁完毕，逾期不搬迁者，将依法实施强制拆迁”。（现在应是福银高速，笔者注）
工程投资巨大，但给拆迁户的补偿标准，却让所有人错愕。当年的赔偿标准是，无论是否装修，统一按360元/平方米进行补偿，而且，签订的协议中，并没有向拆迁户提供安置土地的条款。
钱明奇则觉得，自己做房子时花费很多，投入的资金远高于赔偿价格，而且房子又有临街商铺，还属国有土地，应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规定的，以当年58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赔偿，对个人建设住宅用地，也应有所安置。
在拆迁截止期限前，拆迁人员和钱明奇等人还发生过冲突，坊间流传（未经证实），钱明奇的妻子朱冬金被人“倒拎在半空中”。据当时的拆迁户回忆，政府规定逾期未拆迁的，将被强制拆除，且面临经济处罚。与此同时，“连坐政策”开始执行，如不同意拆迁，在政府上班的家属将不得去工作，并停发工资。
最终，包括钱明奇在内的拆迁户都选择了妥协，并先后拿到了补偿款。根据拆迁协议，补偿标准为每平方米360元，钱明奇近700平方米的面积，获得25万多元的补偿款，这笔补偿款只及钱明奇建房装修所花费用的一半。
钱明奇有套自己的算法。如果近700平方米的房子未被拆迁，按照当时每平方米3000多元的房价，这套住宅的价值超过200万。钱明奇后来在申诉材料中称，两次拆迁就像是洗劫，其中第二次使其实际损失200余万元。
更让拆迁户们心生不满的是，钱明奇等拆迁户发现了一份关键文件被篡改，当年的江西省政府办公厅177号文件有一段文字：“各级政府要安排好宅基地，统筹规划、妥善组织、大力帮助、力争使拆迁户在二00二年中秋节前乔迁新居”，但在2002年临川区政府发布的《临川区人民政府关于京福高速公路临川段征地拆迁有关事项的通告》，并未提及有关宅基地安置的内容。
钱明奇基于这两份文件，算了一笔账，临川区实际补偿总金额与省文件计算的数额相差1000多万元，遂将矛头指向了时任临川区纪委书记兼任京福高速公路临川段协调领导小组组长的习东森，指其克扣补偿款近千万元。为此，钱明奇连同另外七家拆迁户，组成上访联盟，集体走上司法维权和信访道路。
2004年，京福高速公路（福银高速）如期通车，钱明奇等上访户走上维权之路，这一走，就是近十年。这一路的坚持维权也让他在抚州上访户中颇有名气，经常有上访户向他咨询拆迁补偿的法律知识。
十年维权路
在钱明奇的维权之路上，习东森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习2001年5月至2002年12月任临川区委常委、纪委书记；2002年12月至2006年6月，任临川区委副书记、纪委书记；2006年6月至2011年6月，任临川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习东森
习东森于2002年4月《在京福高速公路临川段征地拆迁工作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曾说， “（对拆迁户）将不再进行土地补偿安置”，原因是补偿标准从江西省政府标准的每平米192元提升到了每平方米360元。
2004年，抚州市审计局曾对京福高速公路征地拆迁补偿资金进行了专项审计，并提交了报告。不过，报告内容并没有对外界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