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大柱火急火燎赶往医院。却见病床上躺着的爹，早已不是那个能追着打骂我的爹了，床上的老头已瘦的脱了相，脸色腊黄的没有一丝血色。
我试着，想象着照做了。当我抱住了那个小时候的“我”时，我情绪崩溃，两个“我”都抱头大哭起来，哭够了，医生说：从此后，你就是小时候你的父母，以后，你要把小时候缺爱的你，爱回来。
爹啊，您为什么不多给我一点尽孝的时间呢？
爹啊，这句话原本可以更早一些让我听到啊。
文/西坡公子
在心理医生的循循善诱下，我不由自主的向他哭诉了我的委屈，我的不易，我对爹的无法释怀的恨。
婚礼上，我的娘家人除了四叔和婶子，爹娘哥姐都没来。
几年来，虽然我和大柱憋着劲的往前赶日子，但我心里对爹的恨，却一点都未减。我就是觉得他重男轻女，不上我上学，不同意我和大柱的婚姻，这些犹如一块巨石般压的我喘不过气来，可现在，恨还在，爹没了。
不上学就不上学吧，干农活也挺好。我在心里这样安慰自已。
四叔也帮不了我。
就这样，每天我和爹娘同时下地，同时回家。手心磨出了泡，我一声不吭，没事，过几天泡瘪了就变成茧了；常常累的腰酸腿疼，回家有时连饭也不吃倒头就睡过去了。小半个月下来，我就掌握了农活的那些技巧，有时做起来比娘还要麻利。
几年里，我们和婆婆同住的泥坯屋，被大柱利用工休时，在工友的帮助下盖成了两层楼。
这一干就是三年。我认命了。
晚上大柱回来，我跟他摊了牌：如果你觉得我人不坏，我以后就是你的人了，再不走了，如果你今天也不留我，那我只能家去，嫁给郭家的傻儿子。
爹，我不恨你了。
爹看了眼包在襁褓中皱皱巴巴的我，鼻子里哼了一声“又是个丫头片子。”便扛着锄头下地了。边走，边安排我们家唯一的文化人，在村里当民办老师的四叔给我取个名字。
我梗着脖子，红着脸，象待宰前的公鸡一样声嘶力竭的找爹理论：凭什么，凭什么我学习比哥哥好，还不让我上学？
四叔抬眼看了看后山坡，又看了看我，嘴里念叨着什么“林花谢了春红”，就给我取名叫“春红”。
我是家中老幺，上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但重男轻女的爹娘，并没有因为我是老小而偏疼我一些，反而因为我没达成他们想再生个儿子的心愿，而觉得我的出生有点多余。
我和大柱撂下手头所有事，在医院伺侯爹，就算我恨爹，可那也是我爹啊！大柱为爹端屎端尿，与我替换为爹陪床。四天后的一个夜里，爹忽然醒了，他握住我的手，虚弱的说了句：大柱，是个好的。就再也没醒来。我扑在爹的身上号啕大哭。
听说，我出生的前一晚，风大雨急，第二天一早，后山坡的桃花落了一地。
城里的楼房象村里后山上的树林一样密集，大马路又宽又直，整日车辆川流不息，晚上也看不到天上的星，晃闪闪的各处广告牌，将夜空装点的犹如白昼。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会想家，想不疼我的爹娘，但这种思念，每回都被回家爹娘的漠不关心所冲淡，我想，也许父母根本不需要我回家吧。
八十年代的农村，人们并不富裕。从记事起，哥哥吃白面馒头，我和姐姐们吃玉蜀黍面或红薯面馍；家里下了蛋，也只有哥哥每天能吃到一个白水煮蛋；甚至穿衣服，我也穿着哥哥穿不下的旧衣服，而不象别家妮子一样穿着花布衫在村里飘来飘去。
哪知，镇上留了一级还上初中的哥哥学不进去，和同学打架，学校让爹把哥哥领回家了。哥回来了，家里有劳力了，我就可以回学校了吧？我心里暗喜道。
我蔫了。
在我十九岁那年，我遇到了在市里同样打工的大柱。大柱家在城边上的郊区，家中只有一个老母，哥哥早已成家单过。大柱虽寡言少语，但为人诚实厚道，对我也很好，村里的姑娘大多到我这年龄，也都已开始谈婚论嫁，偶尔回家跟爹提了一句，爹一打听，就嫌大柱家太穷，让我早点死了心。
我叫春红。
但学校有四叔在，我就算不喜欢那些东西，四叔也会强逼着我填鸭般先背下再说。不想这样，让我在考试时，成绩居然好过同村的其他小子丫头不少，看着爹娘脸上露出的笑脸，对我和蔼了不少的神情，我学习起来更加卖力了，有时连比我高一年级的哥哥不认得的字，我都会写会读。
我含着眼泪，扭头就走。心里恨透了爹。
爹去后，我的情绪一直不好。动不动就掉泪，整晚的睡不着，大把大把的掉头发。
大柱看出了不妥，也不知从哪听到了，居然洋气的带我去看心理医生。
等回到了现实，我才知道，原来刚才的医生对我实施了催眠术，但真的，我心里很畅快，我真的已经不恨爹了，因为，我就是“我”自已的父母，我想怎么爱“我”，就怎么爱“我”。
过了春节，大柱正式提出要给我一个结婚仪式，让我成为这个家名正言顺的儿媳妇。我趁着有天爹没在家的时候，偷偷回家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娘。娘虽然很生气我当日的不告而别，但必竞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骂几句也就过去了。
三天回门，我和大柱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我想让爹看看，他闺女的眼光不差，结果进了院门，就被爹拦了出来，将我们的礼物一把扔到大门外，铁青着脸吐出一个字：滚。
心理医生让我躺在治疗床上，在一阵音乐声中，我的心情逐渐平复了下来，然后，在心理医生的引导下，我看到了小时候的我，不被父母重视，吃不好，穿不好，然后心理医生说，让我象我的父母一样，去抱抱那个小时候的我。
一气之下，我来到了离家八十多公里外的城里，自已打工赚钱。我没学历，文化程度也不高，做不了轻闲的工作，只能做一些体力活。好在我做服务员的这家饭馆，老板娘和善，看我干活不惜力，也很有眼力界，包吃后还让我和同是服务员的她侄女晚上就住在饭馆后堂，这下吃住都不愁，每月还有二百块工钱，我很知足。
干就干，农活有啥了不起？老师都表扬我学习能力强呢。
什么？郭老憨的大儿？那不是小时候玩儿时，经常追在我们这帮小子丫头身后，七八岁了还挂着两条鼻涕，只会傻笑的那个傻子吗？爹这是，要把我往火坑里推？
我没文化，几年里卖过菜，贩过鸡蛋，去工地做过小工，只要挣钱多的正经工种，我都尝试去做。
我心里憋了一口气，不就是嫌我大柱穷吗，我就不信我和大柱就只配过穷日子。
我去找爹，结结巴巴跟爹说了我的想法。爹一口回绝了我，说就算是哥回来了，我也不能去上学，丫头就是丫头，上学没用。
爹斜睨了我一眼：就凭你哥是小子，你是丫头。你早晚是赔钱的，学那多有用？还不赶紧回家来干活？
第二天一早，我借口去城里去行李，便搭上了回城的车。但我并没有去取行李，而是去了大柱家。大柱娘看到我一个女孩子来家，很是热情，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我有多久没有被我娘拉过手了，那一刻，我想哭。
突然有一天，哥哥打电话，让我速到市医院来一趟，说爹住院了。
这年秋天，村里有人来市里给我捎话，说我爹让我回家一趟。我高兴极了，以为是我和大柱的事有了眉目，连夜搭顺车赶回了家。拿出攒了好几个月的八百块钱，交给爹娘，爹看到钱，嘴角咧了一下，给娘使了个眼色，娘便对我说，哥要娶媳妇，家里还缺钱，爹给我找了个人家，是邻村的郭老憨的大儿，人家同意给爹娘两千块钱的彩礼。
我就象地里的野草一样，肆意生长。整天象个猴子般，和一帮小子丫头在村里窜来窜去。爬树摘果、下河摸鱼我都不在话下，反正脸上蹭破皮，或不小心崴了脚脖子，回家也没人注意，缓个一两天，照样还能欢实地蹦来跳去。
爹不同意，但他也管不了我到市里继续和大柱来往，大柱在一家建筑工地打工，听说高中毕业的他在复习考一个什么工程师的证。
几年里，我只从姐姐哥哥的电话里，知道爹娘的情况。
大柱红着脸傻笑。我这算不算逼婚，嘻！后来大柱告诉我，他当时，乐得说不出话来了。
我紧咬着下唇，强忍着眼眶里泫然欲滴的眼泪，一步三回头的和大柱离开了这个生养我十多年的家。
因为，我已经放下了。
我已经没眼泪了。娘说了什么我都听不到了。心里只有一个声音：离开这儿，离开这儿。
到上了小学，我这只猴子才算是收敛了下心性。我不喜欢学那些拼音啊，字母啊的，我只喜欢听老师读那些朗朗上口的诗句，什么“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什么“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仿佛一幅画儿一样，又好听，又好看。
“肝癌晚期，大夫说没几天了。”哥说。
爹啊，您知道我的婚姻就缺少您的祝福吗？
就这样，我白天在城里打工，晚上就回大柱家。城市那么大，反正爹也找不见我。
小学毕业，我升入了镇上的初中，正当我憧憬着镇上的初中生活时，娘告诉我，从下学期就不上学了，两个姐姐都嫁人了，哥哥要上学，家里没劳力，让我辍学，回家给他们搭把手。
大柱已经考上了建筑工程师的证，现在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做技术员，工资比他做小工的时候翻了两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