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第一年，我在营指挥排担任标图员，平时主要就是接抄密电报，就像抗战电影里接收抄写“嘀嗒，嘀嗒，嘀嘀嗒……”那种，然后就开始了每天的战备值班。
因为长期值守夜班，引起脑神经功能紊乱，脑袋突然象被缠上了铁丝，使了劲儿地往里拧，疼的我双手抱头来回揉搓，两只眼睛都睁不开，又像带了个超级紧箍咒，勒得脑壳快要裂开。
营卫生所治不了，赶紧送我去了旅部医院。
到的时候是傍晚，我俩手抱着脑袋，医生给开了药，安排了床位，几个人扶着我躺下，护士拿一个大针管，立马给我进行了注射，又吃下一大把药，昏昏睡去。
这一针就是厉害，让我一直睡到了第二天早上八点，真幸福！完全没了昨日的痛苦，一晚上毫无知觉。
病房很安静，很空旷。只有我一个人。
第一次，一个人，住在一个离家一千多公里的、遥远的医院，心里一片茫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脑袋又隐隐的疼了起来，仍然像是带着紧箍咒一样。
一名年轻的白大褂走了进来，笑呵呵的跟我说：“你终于醒了，我来看你几次了，你都在睡觉。怎么样？还疼不疼？饿了吧？我去给你打饭。”
这是我此时此刻听到的最暖心的语言。
很快，饭就送到了床头。一聊，才知道，原来我们是同一批兵，来自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城区的老乡，又是同一列火车把我们带到了这里。
部队是讲究老乡的，常言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那遥远的城市，见到了老乡，就像见到了自己的亲人。
伟
伟，是这里的卫生员。他说，这以后咱就认识了，到了这里就是到了自己的家，有啥需要只管说，咱这里还有一个老乡小勇，都是一样可好，一会儿你就见着了。
两天之后，脑袋的疼痛就轻多了，也能够自己去食堂打饭了，与伟、勇也熟络起来。
又过了几天，遵从医嘱正在卧床休息时，伟走了进来，仍是笑呵呵的，说，楼上又住来一个老乡，文。
从此，两个病号，两个卫生员，成了同吃同住的好战友。一场病痛，成就了友谊。
伟那时瘦瘦的，很是精神，浓眉大眼，细皮白肉，是个帅哥。他为人勤快又踏实，热心肠好脾气，很会照顾人，深得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和喜爱。在这里，他不仅人缘很好，工作上也是干的顺风顺水，如果不是他已有女朋友，并且自己坚持退伍，只怕是早就留在部队当女婿了。
退伍回城，伟被安排在市糖烟酒公司下面的一个厂子，原已熟练的医务卫生手艺全了无用武之地，这是他人生的一次糟遇。
那几年，正是改革大潮掀得最高的时候，一波一波的，巨浪涛天，到处都是下岗职工。他们那个厂子如海上浮舟，必然、又自然的在那时撞上了“终结者”。
仅一夜之间，这座城市又多了一个下岗工。
仗着在糖烟酒门市部上过几天班，用那点刚学的销售把式，伟在市场里面大胆的摆起了一个糖果瓜子摊。
在他奋斗的那一段时间，我们联系不多，所以也没能看到他奋斗的场景。只是后来听他说，那时候每天起早贪黑，非常辛苦。忙的时候，经常胡子拉碴，脸都顾不上洗，吃住在摊位。晚上睡觉时，就在周围拉一个布帘子，放一张行军床，仅此而已。
冬天，大北风呼呼直叫，经常冻得原地跳踏步。夏天，酷热难耐，蚊子一团一团咬得睡不着觉。春秋天，有时风，有时雨，反正没有多少好受舒服的时候。
所幸的是，生意不错，并且一直保持。也缘于他本人，服务热情周到，为人谦和，做买卖诚信，不亏别人，童叟无欺。因此赢得了许多熟客，也积攒下来不少的本钱。
常言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随着城市发展需要，市场被通知拆迁，所有商户都要搬离，他又面临一次新的选择。
听完这个情况，不禁为他的生意前景担心，私以为他又要为生活所迫了。
没想到的是，伟来找我说的不是这个事。“我正有新想法，这次拆迁刚好让我下了决心，准备开个超市，地点已看好了，在大学公寓楼外，现在只需帮忙牵头联系一下。”
我有个朋友，那年正赶上单位最后一批集资分房，因为年轻被分了一套东向房子，于是十分郁闷。从搬入新房那一刻起，就下定了决心，一定努力换一个面向太阳的房子。果然，正是那一刻的糟遇，坚定了他在五年之后的决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