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他应该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有一天上课，一个看上去很顽皮的小男孩嘿嘿着就坐在我身后了，不高，但敦敦实的。虽然刚来，却并不认生，没几天，身边便有了一群小哥们。此后几年里，他的身边总不乏一些鸡飞狗跳的事。
不久后的某天，班上来了个小个子老头，工宣队的队长介绍说，这个学期由这个张老师教我们语文。很快班上就有人起哄，这时我才知道这个张老师就是他的爸爸。他爸爸刚刚结束劳动再教育，一个老学究，工地上扎了两年的钢筋。
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只要他站在你的面前，你便会感到温暧的人，就这样说没就没了。据说是那年冬天特别冷，他自已开车到长沙去接儿子回来过年，路上十几个小时堵车，他在车子被冻坏了。回家的时候，脚迈不动楼梯，年后一查，肺癌，已经晚期了。刚到五十，儿子还没成家，没毕业。
这个时候他应该是交过一个女人的，这个同学也是我们的同学，两根细长的辫子，长得好看。他甚至还和我们炫耀说他已经把她怎么怎么样了。但两个人终于没成，主要是他妈妈坚决不同意，因为他妈妈从前被监管劳动时，监管她劳动的，就是这位女同学妈妈，心上有道坎，过不去。
但他内心的阴影，他的叛逆，其实一刻也没离去。他是我们班最早偷偷吸烟的男孩。有次我去找他，他一个人蹲在柴棚里，地上一地烟头。他的内心显然并不象看上去的大大咧咧。那时候我们都参加了红卫兵，还有人入了团，可他连申请都没写。很多年以后，他和我谈起过这事，他说主要是怕政审。
这之后他似乎老实了一些，乖了一些，可背地里还照样顽劣。那年代作业不多，下课后四处撒野，而他俨然小伙伴的头，因为他特别仗义，奇奇怪怪的玩法也多，也还讲道理，也敢打架。
对于我，他好象始终有一种特别的关怀，由于我的腿不好，他总怕我找不到对象，拉郎配似地，硬往我怀里塞过十几个。我结婚的时候，他笑得比谁都开心，好象再也不欠我什么了。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大雪天，他骑着摩拖从铜矿赶到医院。没有说别的，只问我缺什么，然后便又骑着赶回去上班了。
每逢周末，或者过节的日子，从前的同学又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这时我们最爱去的地方便是城西不远处的碉堡山。山脚有座红亭，僻静。记得那时我们总在那谈论各色手抄本，比如《恐怖的脚步声》〈一具蓝色尸体〉《少女之心》，下乡的同学则带来一首〈南京知青之歌〉，“啊～南京，我可爱的故乡，啊～南京，何时才能回到你的身旁，你身旁，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至今想来，只有这个时候，他是放松的，本色的，开心的，他常喝得大醉，还大谈女人。
现在想来，他大概是从省城清理出来的。他的出身成份很不好，爸爸妈妈家都有问题，好象地主之类。妈妈还时常被人监管着劳动，有时还挂着块大牌子，就在我们学校门口的那片菜地里。小弟应该是常看到的，这更让他原本顽劣的性格，更多了份叛逆。
小弟同学姓张，也有大号，由于家中排行最小，所以熟悉的人，都叫他小弟。说来走了有十年了。那天他打电话给我，正是北京奥运的时候，他说他对中国与法国的这场男蓝很期待。可就在这场比赛开打前几个小时，他熬不下去了，走了。
和他的最后一面，是在殡仪馆，他的朋友，各个时代的，一拔一拔地。他静静地躺着，没有了顽劣，没有了叛逆，他只是想和大家一起过好日子，而且正在过着好日子，就这么没了。
然后我们便找了个郊外，或空荡荡的老仓库之类的地方，买了些酒，老乡的菜地里偷了些菜，便烧好炒好吃了起来。吃到高兴处，听他们说打狗，特别剌激，或者用绳套，或者用一种叫七步倒的药。
几年后我们毕业了，有的就业，有的下乡，有的留城待业。他是留城待业的，我也是。正是那段日子，我和他走得特别近。那时他身边多了好多社会上的人。他们在一起，或者捞鱼，或者抓青蛙，或者半夜出去打狗。由于我腿脚不利索，往往是他们出去，我在某一个地方等。
后来恢复高考了，他好象也考了，但没考上。考上技工学校了，有一阵子在湖南的株州读书。再后来他便被分到了德兴铜矿工作，这之后他娶妻生子，努力工作，也仍然五湖四海广交朋友，后来居然也混到了一个有签字权的小头头。
但我感觉他爸爸的消极人生观也是给了他负面影响的。他爸爸后来改教我们英语了，课上得并不好，讲话哆哆嗦嗦。他有个女儿，也就是小弟的大姐。当时他的大姐和一个臭老九的知识分子恋爱，或许怕女儿走自已的老路，硬要活生生拆散，结果女儿投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