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还不是最让人伤心的，当我考上大学后，当我姐姐在聋哑学校谋得一份职业的时候。我爸那个失踪多年的人竟然大言不惭地回了家，没有丝毫内疚丝毫惭愧地说：“儿子啊，你这下有出息了，爸这些年为了你背景离乡，你可不能不管爸啊。”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妈竟然接纳了他。她还对我说：“儿子啊，他虽然有千错万错，但终久是你爸，你不接纳他，会被人戳脊梁骨的。”我妈都这样说了，我还能怎么做。
可是，就是在那天夜晚，爸爸走了。他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彻底的从我们的世界消失了。
我妈对这些流言飞语置若罔闻，仍旧安静地干活，尽心尽力地照顾我和姐姐。她托人在街道找了一个摊位，卖菜。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蹬着一个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三轮车去批发市场，她像个男人一样，将一箱箱菜搬上三轮车。有时为了抢到一些便宜而又热销的菜，她和一同进货的那些男人们争抢，她粗声大气说话，他们送她一个绰号“铁娘子”，而她身高只有1米5，真不知她那些力气都是哪里来的！
“我们一定要去看看老母亲”同学中有人提议。“对，对，一定要去看看。”大家纷纷站了起来，我们都很急切地想见见这位很不一般的老母亲。
从小到大，听到我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人是四节草，总有一节好。”刚开始我小，不懂得我妈说这句话时的心情，慢慢长大后，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我妈的意思是她小时候把福享了，剩下的就是遭罪的日子。
如果说以前的我妈对我爸还是抱有幻想的。但这次，她彻底地死心了。她在埋葬了我祖父以后，提出了要和我爸离婚。
谢是我们那一届同学里面最有出息的一个，北京大学毕业，在美国留学，在我们家乡，提起他没有人不知道的。只是这么多年，大家看到的都是谢的风光，可谁也不会想到，原来在谢的背后，竟然还有着这样一个凄婉的故事。
最后一次见到我爸是在我十二岁生日那天，他给我买了一个大大的蛋糕，我和姐姐都很高兴，妈妈的脸上也挂满了笑容。她还对爸爸说：“钱没了没事，只要人在就好了。”
很自然的，祖父为了报答我外祖父的恩情，让他的儿了娶了我妈。当然，我妈也是配得上我爸的。我妈上过学，精女红，会谈琴。我爸只上了二年级，大字不识几个，说话粗声大气。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我爸这人头脑灵活，是村子里出了名的精灵鬼，而且他从小就跟着我祖父在我外祖父家商铺帮忙，也算是精通生意之道。
这些都不是最苦的。在姐姐七岁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感冒发烧，半夜三更，妈妈找不到医生，而爸爸却几天几夜不见踪影。等到第二天送到医院，姐姐两只耳朵已经失聪。
好像害怕我不相信，她将兜里一沓零票票掏出来放在我面前，说：“你看，这是妈一天的收入，100多呢，只要你好好学习，你以后即使考上北京的大学，妈都供得起。”
漫长的日子里，她用坚强的意志支撑起了一个家。她的背快速地弯了下去，她看上去比同龄人足足苍老十岁。但是，她却让我和姐姐一直生活的很好。姐姐在省城聋哑学校上学，高昂的学费她没有丝毫的犹豫。我上高中时，因为考试当天感冒差了两分没有考上重点高中，而如果要上重点学校需要交1万元的择校费，就连老师都建议我根据家庭情况择情上普通高中。可是她却不同意，她说：“儿子，你的实力妈知道，咱就上重点，妈有钱，你相信妈供得起你。”
可是，我违背不了她的意愿，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上重点高中，她会很伤心。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只是不让她伤心。
我妈不仅要为我和姐姐的生活奔波劳累，还要担心爸爸在外能不能穿暖、吃饱。我妈一直坚信，我爸是因为做生意欠了款不想拖累我们母子才离家出走的。只到三年后，村子里慢慢传起了风言风语，他们说在大城市里见到了我爸，我爸拥着一个金丝雀似的女人在路上溜达。衣着华丽、神态意气风发，根本不像是做生意亏了外出躲债。
我一把抱住他，我的眼泪汹涌奔流，我已经高过她一头了，她瘦弱的身躯在我的怀里，柔弱的似蝉翼。我忽然感觉，我们老谢家都是罪人，我爸欺骗了她，我和姐姐像吸血鬼一样，正在一点点吸干她。终有一天，她会被我们榨干。
我妈这人朴实，虽然贵为大小姐，从小没干过农活，但结婚仅仅半年她就学会了所有的农活，家里家外，她都是一把好手。也许是我妈的勤快助长了我爸的惰性。我爸刚开始还出去干一些活，但慢慢的，竟然学会了打麻将。三天一小打，两天一大打，输光了钱就回来到家里发飙，对于我妈苦苦的哀求无动于衷，对于我和姐姐的眼泪也毫不动摇。
这是同学聚会时我的同学谢讲给我们的一个故事。
那一天，在医院里，只有五岁的我，看到妈妈抱着姐姐撕心裂肺般地哭泣，那种无助和失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让我一辈子都难以忘记。
姐姐就这样失去了听力，我爸是在姐姐住院三天后才回到家的，他回家不是为了给姐看病，是为了向我妈要钱，他打麻将输了，需要翻本。他在家没找见我妈，追到医院里，拿走了我妈身上最后一分钱，说：“等着，我赚了钱，带妞到大医院看病去。”我妈看着他，再没流一滴泪。我祖父在医院看到这一幕，回家用一包老鼠药了断了自己，死时留下遗言，别将他埋在祖坟，他教子无方，无言面对列祖列宗。
事实证明我爸这人也不是一无事处，此时已经到了80年代，正是红红火火大搞市场经济，他紧握时代脉博，下了海，经起了商，他先是从南方倒腾服装，然后是做药品，他干一行赚一行，我家有了楼房，有了车，姐姐也被送到了当地的聋哑学校去上学。
我爸这个人说出来也算是个聪明人，他一看我祖父去世了，我妈又提出了离婚，一下子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在我妈面前痛彻心肺捶胸顿足，保证这次一定痛改前非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妈那颗坚硬的心慢慢又融化了，主要问题是，她也不想我和姐姐成为没爸爸的孩子。
我妈二十岁的时候嫁给了我爸，我祖父是外祖父家的管家。那一年，暴发了文化大革命，我外祖父先是被收没了家产，然后是被打倒。在他被批斗最厉害的一次，我祖父冒着生命危险去看他的时候，他拉着我祖父的手，将他的女儿托付给了我祖父。
我发了疯般的学习，我一天只睡四个小时，因为我感觉，所有学习的苦都不及她所付出的辛劳。我终于考上了北京大学。我们整个村庄都沸腾了，大家都说：“不得了啊，老谢家那个小黑子竟然考上了北京大学，真是风水轮流转啊。”这么多年，他们已经习惯了对我们一家的蔑视。
在我小学毕业那年暑假，据我爸说，他在倒卖药品时为了贪图便宜，进了不合质量的药品出售给药店，最终出了事，惹上了官司，官司化光了我爸所有的积蓄，到最后连同楼房和车也被抵了债。我和我妈连同姐姐又被赶回了祖父以前住过的老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