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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隆冬的，我却住进医院了。这次住院对我来说真是小题大做，不就是低烧一直不会退吗？难道现代科技连这样的小病也没高招了？现在医生的医术怎么这么差？
我埋怨也没有用，医生给我做了一大通的检查后，也不告诉我什么病，就叫我先住院观察观察。
或许医生把我的病情告诉了母亲，但母亲也说不出所以然，就啊啊地说没什么大碍，可能病毒性感冒，比较顽固，得住院连续性治疗等等。这些含糊不清的结论，等于没有回答我。
说来，我这病生得并不复杂，前两个月刚一入冬，天气骤冷，福州爆发了病毒性流感，挨家挨户的蔓延，我当然要中枪了，好不容易把下流不停的鼻涕止住了，低烧来了，一直不肯降下去，头疼得抽蓄，像有一根槌子在擂打。
这还没完，过了一些时日，我吃不下饭，四肢感到伸直的力气都没有，整个人萎萎的，拉出的小便又焦又黄。
我这几年身体的免疫力确实太差了，大小病不断。这可苦了母亲，父亲不在的打击已经够大了，还要伺候着我。退休三年才的她，身子瘦成一把骨头，额上的皱纹又深又密，一动，就像波浪一样荡漾起伏，头发雪一样白，腰也佝偻了，活脱脱的一老太婆。还好的是，她的脑子一如既往地精明。
既然医生和母亲都说没什么大病，应该是没大毛病。要不然，也不会没人来看望我，我思忖着。
两年前，我也住了一次院。果然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住院的消息如长了翅膀似的，迅速地在亲戚朋友间散开传递，惊动了他们，把动静弄得可大了。可我不知道得了什么病，母亲和医生似乎串通一气，守口如瓶，有气无力地躺在病床上的我成为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
那会，天公也不作美，一改福州冬天不下雨的惯例，从早到晚，稀里哗啦的落个不停。而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同学，父母亲两边所有的亲戚，单位里的同事，只要知道我住院的，冒着寒风冷雨，络绎不绝来看望我。
看到越堆越高的水果和营养品，听到来看望我的人都说着同样的安慰话，更使我惶恐的是单位领导还亲自过来嘘长问短，以示悲悯关怀。
这让我有了不祥的预感。
母亲却不慌不忙，待来看望我者一走，戴上老花镜，把来者的名字、电话和礼品名称一一记在本子上。她说，记着，以后好还人情。
还人情未必都用得上，后来倒是在其它方面上用到了。
唉！看望我的人愈多愈是宽慰我，我愈是这寒冬里的心，冷缩了。
“妈啊，你老实告诉我，我的病是不是没得救了？”我几次哀求母亲。
母亲体贴地俯下身，在我耳边轻轻说：“乖儿子，你说啥呢，医生都说了，你身体无大碍，再住几天就好了。”
我憋得不能自抑：“妈呀，你一定是在骗我，这么多人来看我，单位领导那么忙都来看我了，我的病一定很重，可能是活不了几天了，你是不是怕我知道了会被吓死，所以骗着我说没事没事的！”
母亲在我耳边耐心地说：“儿啊，我怎么会骗你呢？大家是好心才来关心你，耐心些，好好的怎么会死呢？过几天咱就回家。”
母亲的判断没错，过了几天，我真的出院了。
其实我前年的病很“严重”，我是在医院“等死”的，我被诊断为肺癌晚期。所有人都认为我没有几天活头了，躺在医院是在“苟延残喘”而已。
这个诊断像山一样地压在母亲身上，一边泪水往肚子里咽，一边还要在我面前强装着淡定，不能让我察觉到成为“将死之人”。
即使我这样判了“死刑”，母亲觉得也要找机会“上访”“申诉”。
机会终于来了。
机缘巧合，副市长的母亲得了肺癌，和我住在同一个医院，副市长从上海请来了孙望文这个大医生来为其母亲会诊，据说孙医生给北京领导都看过病，是肺科的绝对权威。
母亲听说他来了，像钉子户似的，死死守在副市长母亲的病房外，等他会诊一出来，扑通地朝他跪下去，哀求孙医生一定要救救我。孙医生听说我不到三十岁就在这里“等死”，动了恻隐之心，立即转到我的病房。
孙医生把我所有的病历资料过了一遍，来了兴趣，重新检查。他的结论是让母亲在病房里嚎啕大哭：哪是什么癌症晚期，只是肺部阴影多了一点而已，不是所有的阴影都是癌，也不是所有父亲和爷爷死于肺癌的人最后也要死于肺癌。年轻人，多锻炼锻炼身体，提高免疫力，除掉肺部阴影就ok了。
我在鬼门关游走了一遭。
难怪那么多人来看望我，他们是在和我诀别啊，我恍然大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