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家户户就紧闭门庭躲了起来，最后又被他一一揪了出来。纵然躲过，他也会毫不客气地推开未来得及上锁的灶房，割下一刀肥膘肉，揭开锅盖一丢“哐啷”盖上，也不怕你赖账；卖化肥的贩子是村里唯一的万元户，但总是黑着脸，仿佛日子比最穷的穷鬼还要郁闷，我见过他说的话都是在要账。
在那个午后，我又见到了楼兰姑姑，原本我以为她已经老死了。一想到这位老妇人，想起她医治小鸡的场景，我就莫名地想笑，我记得十年前的我分明是很悲伤的。尤其是在慎重的场合，经常被人误作神经病。这使我无比地苦恼，甚至错过了参加一些人的葬礼。
“打工赚钱。”他看了我一眼后又补充道：“你要喝水自己去井上打，水缸早就没用了。”说完他没有再多看我一眼，继续开导着他的狗儿子。
女人获得的赞扬最多往往是在年底。如果你养的猪达到了三指宽的膘，你的男人定会一改往日的粗劣蛮横，变得温柔而多情，给你碗里夹上一块最漂亮的肉，学作城里人的样子说道：辛苦了。如果达到了四指膘，你很长一段时间都可以骄傲地昂着头，昂着头赶集，昂着头下地，在三指的妇人面前谈笑风声，指点江山。
说到这，她仿佛又想起了什么，她说：“你这小伙子不诚实，绵阳没有石家庄呢！石家庄比绵阳远了去不是吗？你肯定知道，还来欺骗我这个老婆子！”我尴尬地起身要跟她道别。
“扫风疸子。”孩子烫得上蹿下跳地接下一句。
我还曾在一个午后见到一位老妇人，用一只葫芦瓢罩住即将死去的小鸡，用手指轻柔地敲着葫芦瓢，悲悯挂在她的脸上，嘴里念着如同摇篮曲一样的歌谣：“鸡儿鸡儿活活，鸡儿鸡儿活活……”
老妇人一边和我说着话，一边敲着葫芦瓢抢救那只小黄鸡。直到幕色降临，我看到瓢下的小鸡彻底死去，我们才悲伤地道别。
老妇人见到我，满脸郑重地告诉我，她用这种方法医好过很多小鸡。
“听张算命子说，不出十年，这山湾里准长老虎。”她又补充了一句。
我就这么走着想着哼着，直到化肥贩子出现在了我眼前，他用晒黑了的脸蛋冲着我笑，使我误以为他依旧黑着脸。我们蹲在一棵老柳树下，抽完了一根烟。我试着问他化肥销售的问题，他吐了一口唾沫告诉我，他早就没卖化肥了。说完，扛着锄头颓唐地离去。
那个村子有二十多户人。有厨师，有裁缝，有石匠，有木匠，有理发匠，有教书匠，有赤脚大夫，有算命大师，有全镇最出名的知客师，有买卖耕牛和菜牛的牛贩子，有专门负责杀猪的杀猪匠和骟猪的骟猪匠，当然还有卖猪肉的肉贩子和卖化肥的化肥贩子。有长年势同水火的两大宗教信徒，佛教和基督教。剩下的，几乎都是二流子。
我想笑，一想到楼兰姑姑即将离开，却又怎么都笑不出来。我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土地，一位头戴草帽的老人，站在土地中央，杵着锄杆，正目送我走远。
“都打工去了，就剩我这种老弱病残的人在家了。”说完，她反复检查着肥鸡未拔干净的绒毛。
“小娃，你爸爸呢？”
我曾见到一位孩子的父亲，拿着一缕无籽的高粱穗子，他的身前站着他一丝不挂的孩子，孩子晃动着似蚕蛹一样的小屌，身上长满了风疸子。父亲把高粱穗子在熊熊燃烧的火堆上翻滚一遍，飞快地在孩子身上扫动，边扫边唱：“扫毛子，扫啥子？”
孩子身上的风疸子在父子俩似二人转般的一唱一和中，几个回合下来，便神奇地散得不着痕迹。
那个万物疯狂生长的村子，住的都是些穷鬼。都或多或少的沾染了大自然任性的脾气，仗着个人喜好，在地里播上各种农作物。玉米与红薯是他们的最爱，黄豆和棉花是他们的情人。山下那片水田每两年便会种一次水稻，据说他们的先祖每一年都种，后来狡猾的后代发现，年年种根本就吃不完，傻子才干那蠢事。
“散了没有？”
我就像当年一样，毫无顾忌地钻进一户农民家中找水喝。我记得那名户主对我很友好，曾留我在他家吃过一顿午饭。吃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午饭过后，我起身要走时，他又把我按坐下，一脸坏笑地邀我看了一部黄色录像。
“鸡儿鸡儿活活，鸡儿鸡儿活活……”
我一路上哼着小调，望着地里长势良好的豆子，只是荒地多了许多。被众多荒地包围着，我觉得它们一定会活得不快乐。我猜这些狡猾的农人，一定又有了新发现，一定又发现了先祖是笨蛋，一定又在说：年年种玉米和红薯，根本就吃不完，傻子才那样干。
楼兰姑姑见到我，看样子并没有忘记这个路人，笑眯眯地要我留下来吃晚饭，一起享用那只老母鸡。她一个劲儿地夸我腿长，她告诉我，再有一天她就要离开村子了。
“人呢？”我记得曾经差不多两百人，心想莫非遭遇了什么大变故。
为使心中畅快些，我哼起了楼兰姑姑医治小鸡的那首歌，那首在后来一想到就笑的歌，我希望它能治疗我失落的心情。
“鸡儿鸡儿活活，鸡儿鸡儿活活……”
没有五指，那是猪妖。但如果只有二指，你休想得到尊重，你一定会被嘲笑没出息。楼兰姑姑就没有出息，所以她去过最遥远的地方，便是三十里外的娘家。
“散了。”
她一边坚难地拈着绒毛，一边又接着说：“前些年教书匠的儿子打工赚了钱，回来盖了楼。从那以后，村里的人就陆续进城里打工了。那些二流子也都走了，都走了好，去祸害城里人，清静。现在村里就剩下教书匠一家，‘万元户’一家，村长一家，村长在镇上学校当保安，一个礼拜回来一趟。还有杀猪匠爷孙俩和一个算命子，杀猪匠老得连杀猪刀都提不起了，昨天还来跟我吹牛，说还有人找他杀猪。算命子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过年。我不算，我明天就走了。”说完，楼兰姑姑放下手中的老母鸡，坐在矮凳上出了神。
我再一次悲伤地跟她道别，在满天霞光中，走上田野长长的小道。
那片村庄受尽了偏僻和干旱之苦，但总能保持着茂盛的树林，和旺盛的庄稼，到处总能听见农民热情高涨的叫唤声和歌声，叫声如鞭炮一样热烈，歌声是农人随口而出、唱后便无的歌。
厨师的手艺只有在婚宴上能尝到；裁缝只会在雨天里工作；石匠常年在山里敲得“叮叮”作响；木匠每天酒足饭饱；理发匠会在你头发变茂密后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不约而至；教书匠几乎教过所有的二流子；赤脚大夫会在你病后的夜晚求你医治；算命大师总是给远道而来的人看命，或者远道而去给人看命；知客师总是提着个公文包去主人家，他家中的馓子和麻花多得能开家面点店；牛贩子来买牛的时间，总是选在牛饿成扁豆后的早晨；杀猪匠经常活活地把猪痛死；骟猪匠骟死的猪比杀猪匠杀死的还要多；肉贩子一声吼：卖猪肉咯！
“豁鼻子，你莫来，长得肥来就被逮。豁鼻子，莫下坡，这儿住着个打枪哥……”
我走进他的院子时，并没有看见他，只有一个孩子在跟狗玩耍，孩子正在一个劲儿地鼓励一只麻狗：“小明，叫爸爸！”
我认识一对分了家的兄弟，他们都拥有妻子和一对儿女。据说他们之间每年都会发生战争，战争起始于几天几夜轮流着谩骂，双方都把嗓子弄哑后，八口人就会在马路上进行一场战斗。正当我认为他们兄弟将彻底绝交后，他们却又和好如初。
这是我正巧打一片黄豆地旁经过，见一位老农蹲在地里低声唱歌给山里的野兔听。他神秘地告诉我，野兔们听后就不敢来了。
“你要去哪里，村里只剩下五户人家了，加起来都才十二个人。”她那拔鸡毛的手拔个不停。
当我再次来到这个村庄的时候，依旧是一个干旱的夏季。我立在一茏蓝竹下，取下头顶的草帽，用它往张着的嘴里扇风，我望着更加茂盛了的树林，猜想着离开的十年里，有哪些人埋在了里面。我在心底拟着他们的名单。
我在十年前到过一处村庄，然后离开了。
收获的红薯和玉米大部分都进了猪肚皮，作为回报，猪在年底大部分都进了农夫肚皮。男人们的主要责任是填饱一家人肚皮，当然他们更在行的是，趁女人不在家，抓只老母鸡，上集市去灌酒喝。
这位老妇人就是楼兰姑姑。
她说她已经把家里的东西都处理好了，该送人的都送了人。她向我诉说着这些天她日子过得有多苦：天天吃着鸡，屙的都是鸡肉味，除了留两只给儿子带去，剩下的全都要吃掉。她说她的儿子做上了工头，在城里买了房，要她去城里带孙子。
那个下午，我陪老妇人聊了很多，她说她一年一百二十三天都呆在村里，三年前曾去过十二里外的镇上买过盐巴和酱油，她说她年轻时，五分钟就能跑到镇上。她问我绵阳是不是有个石家庄，她的儿子在那里工地干活……
和多年前相似的情景，这位老妇人刚杀死了一只老母鸡，一心一意地拔着鸡毛，口中充满懊恼地说着：“鸡啊，鸡啊，下辈子再莫变鸡啊……”
“汪汪……”麻狗冲着我叫道。我觉得这个孩子很不礼貌。
我想到了化肥贩子那落寞的背影。那个十多年前唯一的万元户，辛辛苦苦积蓄大半生，没偷没抢，庄稼依然长得最旺，六畜依旧最壮，门楣上“万元户”三个字依稀散发着光，却莫名其妙地沦为了贫穷的那部分。一想到这，我莫名地为他悲伤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