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庸讳言，我到这个偏僻落后的小村子支教就是为了尽快离开，避免后半生都呆在这种地方。
世道太不公平！
我出生在农村，上中学的时候随父母到了县城，高考的时候勉强考了个师范学院。我不想提母校的名字，因为她能给我的只是一张令人嗤之以鼻的大学文凭。
大学四年，我省吃俭用，假期里还得打零工赚钱，而我的一个舍友，她一支口红的钱就够我一个月的开销。说实在话，我对我们之间的贫富悬殊并不十分在意。
同宿舍四个女孩，免不了一起出去玩，我尽量表现得不卑不亢，偶尔也主动买个单。我想，路还很长，我还有未来。可未来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摆在眼前的障碍我就过不去。
临近毕业的时候，三个舍友全都找到了工作，那个考试老不及格的烈焰红唇白富美甚至留在了省城一所中学，而我连回我们县城中学都是奢望。谁也指望不上，我的父母、亲戚，或者朋友。Fuck！不如找个干爹算了。
对不起！请允许我说对不起，我真的很沮丧。如果没有支教的政策，也许我真的会堕落。在当时，支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一条可以摆脱窘境的办法。
支教不仅减免了大学学费，暂时可以用支教补助维持生活，同时还能利用假期时间读研，我还能要求什么呢？！一个灰姑娘，梦想在研究生毕业后，有机会穿上水晶鞋。
于是，我被安排到了这个村子，至于有人说安排谁到哪个地方支教也有猫腻，我认了。
相比村民们的房子而言，这个村的校舍还不错，看来，再穷不能穷教育在这个村子得到了落实。村里安排我住到一位大妈的家里，她负责我的一日三餐。
村里人对我这个外乡来的老师也很尊敬，弄得我一度恍惚，甚至想是不是要永远留在这儿。
我教的是初一年级。有一天放学的时候，我在校门口碰到了一老一小两个人，小的是我们班里一个叫“小刚”孩子，当时他正在和那个老头闹别扭，吵吵嚷嚷的，还把书包摔到了地上。
我当即走过去，批评他说：“小刚，怎么跟爷爷发脾气？”
“他不是我爷爷！”小刚冲我嚷嚷了一声，气呼呼地跑了。
我对老人家说：“对不起！您别生气。”
老头讪笑着，说：“老师，老师，老师好！我是他二爷爷。”他一边点头哈腰地说着，一边捡起书包转身走了。
吃晚饭的时候，我无意间说起了这件事，房东大妈立即来了劲儿，笑着说：“二爷爷？你说的一定是拉套的秋生。”
“什么是‘拉套’？”
大妈说：“哎呀，你们这些城里人啥也不懂！一架马车，有一匹马架辕，重了拉不动怎么办，旁边再套上一匹或者两匹马帮着拉，这旁边的就叫‘拉套’么。”
大妈说完，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原来是个赶马车的老头，但是大妈的兴奋点在哪儿呢？后来，我才从人们口中逐渐知道了秋生的故事。
秋生其实出生在春天，因为他有个大他十岁的哥哥，也是春天生的，叫春生，所以他爹二丑老汉给他取名叫秋生。
老人们说：“从起名字开始，春生就把秋生的东西全抢走了，秋生呀，就是个‘拉套’的命。”
哥俩长得并不太像。春生白一些，但是耷拉眉毛塌鼻梁，没精神，秋生黑瘦，却是大花眼，个子也高，看着顺眼。
春生娶亲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媳妇叫桂兰，就是本村的，娘家成份不好，彩礼什么的也没要，抱个铺盖卷就过门了。
二丑老汉捡这个便宜，实在是因为时间不等人，春生已经三十好几了，再不娶亲就要彻底剩下了。
给哥哥娶亲是好事，家里突然添了个女人，秋生都有些莫名的欢喜。可很快的，他就发现，他在家中的地位日渐下降，而且是那么的顺理成章。
二丑老汉家只有两间破烂瓦房，此前是老俩口一间，春生和秋生哥俩一间。现在春生娶了亲，那秋生就得挪地方。挪地方，往哪儿挪？如果天底下、野地滩也能呆住人的话，那倒是不缺地儿。
秋生家除了那两间房，就剩下一间抬头就能看见星星的柴草棚子，权且称之为厨房。所以，喜庆的鞭炮声一落幕，秋生就被撵到了柴草棚里。
第一天被赶出来，秋生可没有沮丧，晚上还爬他哥和嫂子的窗户，俗称“听房”。
